戲院司理女兒兼售票員黃紫蓮說飛天黨故事

黃紫蓮可說與長洲戲院淵源最深的人，在島上出生和成長，父親任戲院司理（管理人員，類似經理）多年，她也曾擔任售票員，戲院結業後仍住在裏面。重遊舊地，她很感觸：「小時候覺得戲院很大，現在才驚覺它這麼小。」

她父親原居汕尾，1940年代來港謀生。「姑媽住在長洲，叫他一起賣海鮮，可是爸爸在家鄉讀過書，不甘心做勞動工作，輾轉獲長洲戲院老闆聘用，整座戲院歸他管，戲院的房子免費給他住。」

1957年，黃紫蓮爸爸結婚，然後生了4個孩子，黃紫蓮是大家姐，地方不夠，業主用便宜價錢租出戲院後面兩間小屋，就是現在餐飲區小木屋所在。她一家人在那邊居住了數十年，「我今年65歲，在那裏出生，此後一直在那裏成長。」

戲院旁從前是豉油廠和手襪廠，她住的屋子前方有大片空地作曬場，現時的露天舞台昔日放滿豉油缸。「我從小吃最好的豉油，即頭抽，全部直接走過去勺。」

今天翻新了的向街樓房，也是戲院一部分。「看完戲，就從那兩扇門出來，穿過這裏走出去，樓上是居住的地方，我們孩子長大不夠空間，爸爸跟大業主租下其中一個單位讓我們住。」她一家人對老闆很感恩，因此賣地後也不爭取安置。「1997年爸爸過世後，業主說要結業賣出，我們遵從他的遺願，無條件遷出。其實，我們對這裏很有感情，經過也會多看兩眼，回想從前的日子。」

黃紫蓮記得小時生活困難，父母要工作無暇照料孩子，為了不讓他們亂跑，開場後要乖乖留在戲院內看戲。「從小我就不喜歡看戲，看到怕。」戲院只有幾個職員，1970年，賣票的員工因盲腸炎入院，來不及請人，父親讓讀小學四年級的她頂替。「我上學時爸爸暫時兼任，一下課就去賣票，爸爸還請人做了一張高椅，我才能高過桌子看到窗口外的人，兩三個月後賣票姐姐決定辭職，爸爸想：既然女兒應付得來，不如賺多一份錢。我就這樣賣了十多年票，和妹妹輪班，到18歲外出工作為止。」

長洲雖小，當年卻有兩家戲院。「我們大多播西片、台灣片，還有色情片，小孩子都會進去看，沒人理會，附近的金龍戲院則播打鬥片多。」她解釋，當時長洲沒娛樂，連電視也欠奉，然而經濟興旺。「漁民出海捕魚回來賺到錢，沒事做時就去看電影。」

長洲戲院一天上映4場，戲票根據座位位置劃分成4種價錢：前座、中座、後座、特等。「特等坐最後」。前座和後座有條通道分隔，「後來也不管了，大家都是長洲人，沒錢的買前座後找不到位子，坐後面也容許；買不起戲票的，開場後爸爸假裝沒看見，讓他們偷偷溜進來。很多小朋友甚至躲在後面的小圍牆，等大家都入座後爬上廁所頂，再跳下來進戲院看戲，我們叫他們『飛天黨』。（笑）那時大家都窮。長洲很有人情味。」

後來電視普及，入場人數大跌。「無綫電視開台後，戲院對面的商舖買了一台電視機，我們一開場他就開電視，收得很便宜，電影票1元，他收1毫，把觀眾搶走，生意從七十年代開始慢慢變差。」後來錄影帶和光碟出現，年輕人外流，沒什麼人看戲，但姚氏家族不想中斷祖業，繼續做下去。「爸爸堅持只要有3個觀眾仍開場，人工不高，他倒無所謂，因為有感情，到1994年，連一個人也沒有，才停止營運。」

黃紫蓮從小就討厭戲院，討厭看戲，長大後離開，第一個想法是「終於自由了！」可是戲院被賣後，她竟非常不捨，「搬走後不時過來看看」。

原本以為會看着它被推倒，想不到最後能獲翻新和保留，黃紫蓮說「發夢也想不到」。她很期待修復後進去看看，到餐廳吃一頓飯，她笑言，許多街坊都有同樣想法：「我們和戲院一起成長，這是一個社區標記，保留下來就算不再放電影，看它依然在老地方，也會覺得安心。」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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