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性向常被網民攻擊印度同志導演：障礙出現給我更大力量

印度對同性戀一直嚴重歧視，能頂住壓力出櫃的人非常少，直到2018年，同性戀之間的自願性行為才被宣告合法，可是社會仍轉變緩慢，導演Onir對此已經習以為常。他是極少數承認同志身份的印度電影人，除了拍主流電影，也持續創作同性戀題材，獲獎纍纍，卻處處受到無形打壓，在網上常收到各種攻擊言論。

儘管困難重重，他坦言從無放棄念頭。「如果感到沮喪，就不會繼續拍電影了。隨着經驗累積，我學會更輕鬆地應對。我是很固執的人，如果有人對我說『不』，我便覺得自己更有必要去做，障礙的出現，某種程度給我更大力量，不被它壓垮，反而跳得更高。」

Onir近日來港出席香港同志影展放映會。第一次到港，他很開心港人也關注印度的酷兒權利運動。過去數年，同性戀不再是印度法律上的罪行，電影圈出現更多酷兒故事。「可是它依然被認為是不受歡迎、沒票房的題材，要製作相關電影仍然困難。」就算難得開拍，都是關於「爭取被異性戀世界接受」的故事，「總是非常悲傷和黑暗」。

因此他決定以自己的人生經歷拍成半自傳作品《松果之味》（Pine Cone），呈現一個美麗的愛情故事，雖然主角曾被人傷害，也曾傷害別人，最終決定成長，好好珍惜新對象。「這套電影想從酷兒眼光出發，頌揚愛與慾望，當然也有面對外界壓力的掙扎，但我們有自己的生活，有歡樂、幸福、悲傷，有起有跌，就像其他人一樣。」

中學受男生歡迎

電影中出現3段主要戀情，人物設定和細節都作了不同程度改寫，和現實有出入，不變的是，在追尋愛情上，Onir和角色總是遭遇各種挫折。

Onir在不丹出生和成長，從小到大「同性戀」這個詞從未在他的生活出現。「我們住的地方很偏僻，跟外界接觸不多。」

他從未為自己的性向憂慮：「我中學時和其他男生一樣喜歡女生，後來發現自己被男生吸引較多，便跟自己說，我不能欺騙自己或任何人。從決定接受自己開始，就沒所謂的身份危機，如果有人不接受我，那是他們的損失。」

讀高中時，Onir的初戀漸漸萌芽，和一個男同學暗生情愫，一次情不自禁，有親密身體接觸，對方送贈他一個松果，如定情信物。然而第二天，戀人突然變臉，狠狠地拒絕他，並說兩人所做的是罪孽，彼此不要再來往。Onir大受打擊：「原來我的愛是不合理，而且不被接受。」

帶着傷痛，Onir到印度上大學，第一次看到酷兒電影《我的美麗洗衣店》。「突然發現電影的角色就是我」。他主修比較文學，教授都很進步開放，「他們把希臘文學與古印度文學進行比較，不帶歧視地談論同性戀和性別，我學會用同樣的眼光審視自己。」而身邊朋友很自然就理解和接受他的性向，女性朋友更常和他出去結伴認識陌生男生。

地下同性戀俱樂部

九十年代，印度同志聚腳點不多，孟買有個地下同性戀俱樂部，經常被警察突擊搜查，去玩都要擔驚受怕。Onir說：「我們常常從後門逃跑，幸運地我從未被警察抓住。」

互聯網在1995年於印度興起，Onir更在聊天室約陌生人見面，「這其實很危險」。追求長久和穩定的愛情，在封閉社會中異常困難。「如果對方根本沒打算出櫃，過着雙重身份生活，慢慢就會讓關係變得一團糟。」

Onir從不隱瞞自己是同性戀者，這並非人人可做到，尤其印度結婚壓力很大，不少人在父母安排下和不認識的對象結婚，一些同性戀者選擇屈從，Onir很不認同。「謊言最傷人，就算你沒力量去應對社會，也沒權利去毀掉另一個女人的人生。」

電影的第二段戀情中，主角的戀人突然消失，斷絕聯絡，苦苦追尋無果，後來才發現是為了結婚才拋棄他。這是Onir的親身經歷。他一直耿耿於懷，後來在書寫自傳和撰寫電影劇本時，情緒才慢慢得到宣洩，如今回看，他自言放不下。

「痛苦以外，其實，我們有過一些非常美好時刻，都是生命珍貴的禮物，就算被背叛後失落受傷，也不會奪走感受過的快樂。我學會去擁抱傷口，也珍惜曾有過的幸福，選擇接受和原諒。」Onir表示。

初戀的那個男生，他早已聯絡不上，電影主角把松果燒掉，現實的他仍珍藏着。「想起他時，我仍會感到難過，有時希望他會讀到我的書，也許有一天在某個地方，當我們都老了，可以重新聯繫上，互相問好。」

跟許多印度同志不同，Onir的家人非常支持他，第一個知道其性向的家人是姐姐：「我說，我想我是同性戀，她只是說：『哦，沒關係。』這樣而已。」此後姐姐一直是他重要支柱。

Onir的外甥女也非常支持他，曾跟他參加同志遊行，2013年印度最高法院撤銷同性性行為非刑事化法令時，13 歲的她更穿黑衣上學表達反對，並告訴同學：「我舅舅是同性戀，我支持他。」

家人思想開明，可能與他們在不丹生活多年有關。「在那個國家，人人都以追求幸福為最重要目標，篤信佛教接受和愛的觀念，不知不覺我的家庭受到感染，相信每個人都應獲平等對待，這也幫助我接受自己。」

印度記者曾登門採訪父親對Onir性向的感想，父親說：「只擔心這個國家仍不允許同性婚姻，希望兒子能有人陪伴終老。」讓Onir非常感動。

他的創作才華從大學開始展露，因為紀錄片作品而獲得獎學金，到德國柏林進修電影，當地風氣開放，他對自己的同志身份更自信。

畢業後回到印度，Onir在電影圈打滾多年，2005年創作出第一齣長片My Brother...Nikhil，改編印度第一個愛滋病人Dominic D'Souza的故事。Onir設想這個人物是個同性戀者，講述他奮力對抗社會限制，可算第一部以同性戀者為主角的寶萊塢電影。

雖然當時尚未公開性向，電影上映後，Onir自動被標籤為「基佬電影人」。他坦言︰「起初我很不喜歡這個稱號，為何沒『異性戀電影人』這個名字？後來我想通了，基是一個美麗的詞語，於是我到處稱呼自己為『基』，寫自傳時，書名是《我是Onir，我是基》，雖然我的定義不只在同性戀，可是願意承認基是身份的一部分。」

完成第一部電影後，他想開拍更多同志題材，屢屢碰釘，2011年的I Am足足花了6個月才通過電影認證委員會審核。「他們想刪除很多內容，連兩個男人浪漫地看着對方都不允許，我不斷申訴才獲批准。最後，I Am贏得兩項印度國家電影獎，是最重要的獎項，卻依然很難找電影院上映，花了6年才爭取到在電視播出。」

2017年，有同志元素的Shab更花了一年時間才取得許可，「他們說因為我將同性戀者拍得像正常人一樣」。

同性戀合法化後，電影審查收緊，2021年Onir以同性戀陸軍少校的真實故事改編成We Are，還未開拍已被政府叫停，反對聲音來自國防部，他覺得荒謬：「我只想拍一個愛情故事，卻因為角色是軍人而被禁。」

經常收到惡意留言

除了被政府審查，要尋找合適演員也不易，他認為，印度電影業仍非常父權：「男演員常擔心扮演同性戀者會令其男子氣概受質疑，有時找上心儀演員，他們會說，我已經演過同志角色了，不想再演。當荷里活有很多主流演員扮演酷兒角色，奧斯卡酷兒電影人的成就備受肯定，寶萊塢仍遠遠落後。」

除了體制內的歧視，Onir的社交媒體亦經常收到惡意留言，「說你和你整個家族應該被斬首或用石頭砸死」。

Onir坦言，大環境仍很艱難，但他不會退縮，就如有畏高症的他常去行高山一樣。「走在又高又斜的路上，往下看時腿都在抖，可是我迫自己穿過它。導遊說，當你累了，就抬頭看那美麗雪山。如果你總是低頭看困難，很容易恐懼和變得搖搖欲墜，專注於遠處最美的目標，就有力量走下去。」

堅持創作，只因他深信電影的改變力量：「藝術一直是反仇恨的，當你反仇恨，就會招惹仇恨，藝術家必須堅持抵抗。」My Brother...Nikhil雖然已是多年前作品，不同的非政府組織至今仍舉辦相關放映會，藉此推廣平權理念，一些年輕人會私訊感謝他，說自己是靠與家人一起看這套戲出櫃。「希望我的電影能繼續為人賦權，幫助他們處理自己身份、探索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