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4月7日
上世紀九十年代在雜誌社當記者時,去過一次台北出差,訪問滾石唱片的歌手及幕後製作人員。當時跟趙傳聊了一會,他稱讚我的國語說得好,問家裏是否有台灣親戚。我告訴他,其中一個舅母就是台灣人,而我和舅父的感情特別好,每逢有長假期便到他們家住上一兩個星期,可能自小講國語的機會多,已成為第二語言。上了中學後,又經常到內地旅遊,同學的普通話大多不行,我不得不充當翻譯,有這麼多練習機會,進步自然快。
可是隨着舅父母長居新加坡,而我又有十幾年因飛行恐懼症少了出外旅遊,在香港根本沒機會講普通話,聽和說的能力逐漸下降。
到了二○一二年,相隔十幾年後重臨台北遊玩。每次乘計程車,司機一聽我開口講地址,便笑問我們是不是香港人,原因是「香港口音很重,很難聽不出來」。
當時對自己不是不失望的。還以為古天樂、鄭伊健講的那些才是「香港口音」,原來自己都有。
之後雖然每年都去台灣,但聽說能力實在比年輕時差很多,有時甚至聽不懂人家說什麼,要請他們重複一兩遍。同樣常去台灣的好友分析,年輕一代講得愈來愈快,咬字也沒年長一輩清晰,我們才聽不慣。
好友說的是否安慰話,不重要。自己知自己事,差了就是差了。多倫多大學一項研究指,年紀漸長,對講外語的壓力負荷較大,對壓力的反應也較強,下意識更抗拒。一來面子問題,二來聽力下降,需要花更大心神去聆聽,持續緊張及專注,容易令身心疲累(《今日心理學》)。像爸爸。剛到美國時,他的英語還說得挺流利。但妹妹說爸爸過世前十年八載,在外面都靠她和媽媽當他的「代言人」,他幾乎都不肯講英語了。
這一兩年,別說普通話,有時講廣東話都發覺自己「𦧲脷」,或需要更長時間才想出正確字眼,開始理解退化是怎麼一回事。
訂戶登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