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3月15日
我在Heidi Crowter反墮胎法歧視案的講座中,認識了一位來自菲律賓、來牛津念公共衞生碩士班的年輕醫生Emil,他說菲律賓是天主教國家,墮胎屬於違法,所以社會上有各類型的殘疾人士,可惜菲律賓並沒有足夠的經濟資源去照顧他們。Emil問:「香港繁榮富裕,這方面的配套是不是很充足?」我支吾以對。想到2008年回港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加入無創產前診斷技術的團隊,科研人員把唐氏綜合症等染色體三體症(trisomy)篩選,目標要把99%準確度向上推高。這被視為「造福大眾」,反過來看就是Heidi所說的「screening us out」。
除了在學術圈子,我相信這種辯論都會令人不安,所以家人和朋友之間,學校或教會也甚少公開討論具爭議性的倫理觀。最常聽到的回應,是父母有個人選擇,而且在寸金尺土的大城市供書教學十分昂貴,一般人無法再多花心力和金錢去照顧殘疾子女。許多殘障的人不能自力更生、組織家庭,生活只會艱苦。不少人覺得外國社會風氣較包容,特殊學校可能有政府和慈善團體資助,又或者外國人喜歡大家庭,生了殘障嬰兒仍有其他小孩……為什麼外國人才做得到?
講座中有幾位教授說,政府並不着力找出墮胎之外的處理方法——假如用產前檢查的10%科研經費和收益用作教材,幫助父母照顧殘障兒童;提高婦產科醫生和醫護人員對殘障的認知,便不會認為墮胎是唯一出路。Heidi的丈夫James給我們看他成長的照相簿,感謝父母特別領養他這個患有唐氏綜合症的嬰兒,與正常的兄姊一起成長。他介紹每一張相片時總會說:「I looked adorable in this one. I am so lo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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