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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2月4日

張綺霞 訪談錄

意大利戰地女記者 滙報塔利班掌權後阿富汗情況

來自意大利的Francesca Borri是在中東採訪多年的戰地記者,曾深入科索沃、以巴衝突,捲入了近年最慘烈的敍利亞內戰中,和準備到外國犧牲的馬爾代夫聖戰鬥士一起生活,採訪巴勒斯坦最激進伊斯蘭團體哈馬斯的頭目,Francesca如今身處塔利班掌權後的阿富汗。

雖然外表看來硬朗,但她不諱言,經歷戰爭為她帶來巨大創傷,更讓她感到挫敗的是新聞業對記者的剝削,以及行家的惡意傷害,但她從受訪者身上得到巨大啟發,尤其他們在巨大傷害和艱難處境中仍能勇敢做出道德選擇,「就算無法得益,甚至會惹禍,只因相信是對的,他們都會做。」這些都成為她持續報道的動力。

Francesca從未計劃成為一名戰地記者,她在大學修讀人權法和國際法,畢業後在巴爾幹半島和中東做人權工作,然後在媒體中看到了「阿拉伯之春」的爆發,渴望到當地看看,於是她在2012年辭職成為自由身記者,輾轉去到敍利亞。

她最初只是想寫敍利亞人如何為爭取尊嚴和自由而發起革命,但示威遊行被多次暴力鎮壓後,引發更暴力的回應,示威者慢慢變成戰士。當她意識到戰爭已爆發時,已深陷第二大城市阿勒頗(Aleppo)的瘋狂圍城轟炸中,目睹近年最殘暴的戰火,人如螻蟻隨時被殲滅,她卻沒有離開。「那是一個道德選擇,我想透過報道的影響力讓這場戰爭結束,想讓世界知道這裏發生的事。」

在另一個戰場大馬士革,由於許多記者被綁架或斬首,大多已跑掉,而她是阿勒頗唯一來自西方的記者,堅持停留數月持續報道,「敍利亞在『阿拉伯之春』前,是一個很封閉的國家,當地沒有其他外國非政府組織,到處都是廢墟和空襲,我是完全孤獨的。」

安全只靠運氣

如何在瘋狂轟炸中保持安全?她直截了當回答:「完全只靠機會和運氣。」街頭巷尾都是戰場,炮彈聲近在咫尺,大量平民死去或受傷,水電和醫療設施缺乏,每個人都很絕望。「我生命中所見的一切,都比不上在敍利亞目擊的殘酷。」她和平民生活在一起,互相扶持,努力不讓情緒崩潰。「我要保持採訪的熱忱,要專注才不會迷失,我要盡我所能地寫作,不會捨棄那些我訪問過的人。」

 

她最後將所見所聞寫成著作Syrian Dust,仔細描述戰事的殘酷,以及在極端環境中,人如何努力維持人性尊嚴。書本出版後,她沒有停下步伐,深入一個又一個衝突現場,只因她仍記得在阿勒頗被世界遺忘的感受,「當你經歷過那種冷漠,就無法停止關心那些經歷嚴重事件的人。」數年後阿勒頗停火,身在外地的她從網上看到所有人都捱着餓從廢墟中走出來,終於第一次見到陽光,但他們第一個念頭不是去找食物,而是開始遊行,她心中非常震動。「經歷過那麼多死亡,他們仍追求自由和尊嚴。我很榮幸曾與他們站在一起。」

稿費70美元

雖然對採訪抱巨大熱情,新聞業很多不合理的現象卻讓她深感挫敗。自由身戰地記者保障少,開支大,收入竟不合理地低,她每篇訪問報道只維持在70美元一篇。以敍利亞為例,棲身反政府軍的基地每晚住宿費已經要50美元;聘請司機在車裏開着引擎守候,讓她可隨時離開危險,每天250美元;保險每月1000美元,還要請翻譯、購置防彈裝備等,這些都難以負擔。她曾自嘲如果受了重傷,很容易會失去求生意欲,因為治療太昂貴了。「你是冒生命危險做這件事,報酬過低,會讓你處境更危險。有記者甚至買不起一件防彈衣。」

她感嘆,其實報紙不是沒有資源,只是全都花在八卦新聞上,他們喜歡血腥和奇觀的前線報道,每當她想做一些深入調查時卻總會碰釘。例如她梳理敍利亞鬥爭背後的社區網絡和權力根源,寫成長文,「我們常說敍利亞面臨人道主義危機,卻從不指出是誰的責任。新聞就是要去找回那個行動的主體。」但編輯對此毫無興趣,更反問:「什麼?你寫了6000字卻沒有人死?」跟編輯吵架是常事,她笑言更看重讀者的意見,常受他們啟發找到新採訪方向。「編輯常說,這些故事沒有人看,但事實是,讀者都很聰明。」

她曾與其他戰地記者聯合撰文揭露新聞業的剝削,但他們臨陣退縮,只有她一個人具名發表。她感嘆,縱使文章迴響很大,卻沒有改變什麼,反而她成為了「黑羊」,沒有意大利報刊願意請她,說她破壞了意大利新聞業的形象,記者群也投訴她是「被寵壞的孩子」,資歷尚淺就意見多多。

戰地記者也不是每個都有助人使命,有些只是為了賺錢,有些只是為了成名,為搶獨家不擇手段,故意點死路給行家,她試過冒死報道,竟被其他記者誣衊不在現場,阻撓刊登。戰地記者常需要當地的中介(fixer)幫助聯絡和安排採訪,中介常因幫忙而身陷險境,因此她的收入都跟中介對分,在文章作者欄加上對方名字,離開後也會保持聯絡。但不少戰地記者完成訪問後竟不付中介工資就跑掉,讓她氣憤不已。「巴勒斯坦人教會我,不一定成為傷害你的那種人。不是說要原諒,而是明白殘酷可能來自他們本身可怕經歷,而你不必成為同樣可怕的人。」

聖戰鬥士訴苦

一個女人於伊斯蘭世界的衝突地區採訪多年,旁人常擔心她的安危,她反而覺得女記者更安全。一來隱身容易,可以包頭蒙面,而且她頭髮和膚色比較黑,似中東女人,從不帶大相機和錄音筆,很少抄筆記,靠記憶寫報道,讓受訪者更放鬆,也容易避過搜查。二來她也很受當地人保護,有次越過邊境時,高大的身軀和孤獨的身影引起士兵注視,旁邊的女人竟慢慢聚集在她身邊帶她走,彷彿她是她們的一分子,安全過關。

採訪戰士時,作為當中唯一的女人,她很受照顧,甚至常看到戰士脆弱的一面。外國聖戰鬥士會跟她傾訴老婆帶着孩子走佬的苦惱,塔利班高級官員說到自己的孩子竟哭了20分鐘。「其實他們都只是普通人」。

問到是否仍相信人性本善,她坦言不知道,「我總是記得,那些冒着生命危險保護我、給我採訪的悲慘家庭,只因相信我的文字能推動改變。他們身上不只有善良,還有更高的價值:無私和莊嚴。但想到其他人,我會懷疑他們是否擁有這些特質,尤其疫情中我所體會到的冷漠。」

2020年3月,她在第一次封鎖前進入意大利第一波疫情重災區Nembro,成為兩個多月以來唯一在當地採訪的記者,每天冒生命危險報道,迴響卻比想像中小,反而是外國報道不問自取引用,最後更只收到意大利報刊的300歐羅稿費,對她來講很侮辱。「他們更說,你不喜歡的話,自己在網上發表算了。」

別的記者都說她不智,但她沒有放棄,繼續去其他國家的疫情重災區採訪。「我要做得更好,讓旁人都看到我所相信的新聞價值。」

為了維持生活,除了新聞報道,她也寫書,翻譯成多種語言賺版稅,沒有家庭,意大利的房子是父母購置,做訪問都是跟最窮的人住在一起,開支尚能應付。她感嘆:「過去9年我每天每小時都在工作,人生也幾乎被摧毀,聽到別人說我是為使命感而做,也覺得很沮喪。」

堅持做下去,只因想盡見證者的責任。「巴勒斯坦人、埃及人、敍利亞人,我從他們身上得到的,比我付出的多很多,這些相遇對我來說是祝福,他們深深地改變了我,就算艱辛,也覺得很榮幸去見證。」

她坦言,經歷過那麼多殘酷事件,創傷畫面不時浮現,很難復原,只能一直寫下去,「寫作是對我的拯救」。

 

 

撰文:張綺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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