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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9日

吳雄 訪談錄

IFPI總裁馮添枝願永續 Canto-pop的The Morning After

地球正在上演一場新冠遇險記「The Coronavirus Adventure」,約翰連儂名曲Imagine的無國界、無種族世界實現了,可惜卻是病毒傳染的無分你我。各行各業也備受重創,國際唱片業協會(IFPI)香港會總裁馮添枝(Ricky)透過「音樂永續2020」計劃,帶領行內前線繼續music。

Ricky是上世紀Canto-pop革命的骨幹人物,可謂與香港粵語流行曲乘風破浪,曾經遇上《海神號遇險記》般的考驗,卻每次都能看見曙光的到來,電影主題曲The Morning After,原來對香港本土音樂有革命性的影響……

港樂壇像海神號,在等待黎明到來時難免不安,Ricky卻是個經驗豐富的船長。他六十年代是band仔,見證本土音樂興起,然後擔任監製製作許多金曲,再後來是唱片公司高層和IFPI總裁,沒人比他更熟悉業界的過去、現在和將來。

戰後出生的一代資源匱乏,Ricky跟同代人一樣靠收音機打發時間。從港台、麗的呼聲、商業電台得到中西方音樂的啟蒙。「唯一娛樂就是聽麗的呼聲,粵劇、潮劇、古典音樂、時代曲(國語),廣東歌只有粵劇和廣州式的歌曲。」

五十年代尾,商業電台有Uncle Ray引進英文歌,但一般都是爵士樂、古典樂、民歌,對Ricky他們而言只能飽耳福,而不能仿效。「當時家長不可能給我們練鋼琴,阿哥他們會帶一支口琴,是那個年代最便宜的樂器。」

香港寶麗多第二個員工

踏入六十年代,貓王強勁的結他音樂,Cliff Richard、披頭四的大行其道,令Ricky、陳欣健和許冠傑等那代人,離開收音機拿起結他。「隨着結他band熱潮,唱片變成我們的老師。」Ricky緬懷道。

搖滾樂的出現顛覆了傳統音樂,「以前的音樂叫standard,我們聽了很喜歡,但不懂得如何玩,較有深度,對和絃、音色、作曲的結構等要求很高,但結他band潮流的興起,卻不光影響香港音樂人,甚至是全世界的音樂愛好者。」

他當時也留了蘑菇頭,與朋友組成The Mystics樂隊,「大家都沒有學過正統音樂,一開始就自己創作音樂,從沒有路到走出自己的路。」當時有家唱片公司叫Diamond Music,為年輕樂隊改編英文歌。不過,那個年代最流行的是青山、姚蘇蓉的國語歌。

1969年底,百代唱片由只是在港設辦事處變成開一家唱片公司,寶麗金收購Diamond Music成立寶麗多,「我是第二個入寶麗多的,第一個是鄭東漢。」原來,當時英國唱片公司就像如今的英超,明白到英文歌在英國走紅後,在海外能賺九成錢。

這些國際唱片公司帶來全新經驗,在香港唱片業開創出新世界,「1972年電影《海神號遇險記》的soundtrack還沒出,我們就搶先將主題曲The Morning After推出市場,很賣得,令我們感到很有信心。」他們最先簽的是許冠傑,然後有溫拿樂隊、鄧麗君等。

當時還是英文歌和國語歌為主,直至許冠傑在電影《鬼馬雙星》中的金曲《雙星情歌》打響Canto-pop的第一炮。「當時Billboard雜誌首創Canto-pop一詞,也就是港式粵語流行曲。」他形容當時港產流行曲熱潮一點即着。

七十年代有多個利好因素造就,首先是1976年海關接手反盜版工作,幾乎所有卡式帶翻版商都逃去,「當時香港是東南亞唯一乾淨的唱片市場,Sony、華納等紛紛湧至。同時香港成為亞洲通訊中心,電視劇和電影透過衞星傳遍東南亞,Canto-pop也順勢大紅。」

每月百多萬增至幾千萬

泰國人至今還會唱葉振棠的《太極張三豐》,「泰國、馬來西亞的唱片代理根本不用宣傳。」唱片公司從七十年代初每月營業額百多萬元,不久激增至幾千萬元。八十年代是Canto-pop的黃金歲月,CD誕生令每張唱片的售價增至約100元,比過去二三十元的黑膠碟,利潤高幾倍。

隨之而來的另一個高峰是卡拉OK熱,Ricky有一次坐地鐵聽到幾個賣Hi-Fi的人對話。「呢排好難搵你出來食飯啊!」「我搵錢嘛!我未見過咁好賺嘅嘢……咩嘢?卡拉OK鐳射碟啊!幾百蚊一張,我今年肥啦!」到底當年唱片公司有多好賺!Ricky形容是魚翅撈飯。

「Hi-Fi有幾個高峰,一次是七十年代中的Walkman,然後是1983年的CD,以及卡拉OK熱潮。那5年很厲害,1989年破紀錄地一年本地市場達25億到27億元,還有10億元是出口,就這個彈丸之地啊!」六十年代埋下的Canto-pop種子,終於茁壯成長,遍地果實。

卡拉OK口水歌後遺症

然而,1993年香港樂壇卻跌入黑洞,主要是1990年的CD技術轉變導致。過去,一條CD生產線的無塵廠房投資4000多萬元,還未計機器。「當時飛利浦要求達到做晶片水平。不過,1990年只要一個小房間就能形成生產線,成本100多萬元一條,於是翻版商人接踵而至。」

1993年一季盈利就下跌30%。「1996年,大陸打擊翻版,幾百條生產線南遷香港,正版VCD、CD都大受打擊,直至1999年政府大力取締為止,當時3個月之內剩下不多於80條生產線,800至1000間翻版零售店也被趕絕,只能透過特別的方式經營。」

剛趕走翻版,不久卻迎來互聯網的衝擊,歌曲在沒有授權下互相傳播,這個打擊到2003年才有所改善,「開始出現串流服務,蘋果也正式提供音樂下載服務,唱片公司才稍為放心。」不過,唱片公司不能透過賣唱片盈利,只能透過舉辦演唱會等增加收入,與八十年代不能同日而語。

Ricky是陪伴Canto-pop成長的前輩,他慨嘆在南韓K-pop紅遍全球以來,香港錯過很多時間。誠然,今天南韓的男團、女團,根本就是九十年代美國和英國boyband熱潮的延續,然而,香港樂壇在這十多年來,到底又做過什麼?

很多人覺得近年本地缺乏好聲音,以致要靠八十年代金曲餵飽耳朵。Ricky解釋是卡拉OK口水歌的後遺症,原來粵語獨特在有瑕疵,然近年卻有軟件把聲音優化,反而失去獨特的聲音。記者問是不是有點像整容的效果?Ricky點頭說:「正是!」人無完人,聲音也必然有瑕疵,一經人工修飾就陌生了。

從Ricky介紹香港本土粵語歌的心路歷程,可以看到天時、地利、人和,也明白到每個潮流都有起伏,也許是近年本土影視行業的低潮,也許是其他娛樂活動的湧現,然而,作為香港本土音樂的一分子,對於吃這行飯的人而言,最重要的是令音樂繼續傳播。

這就是Ricky在疫情下推出音樂永續計劃的原因(詳見另稿),「香港音樂的起源是自由的思想、自由的表達,我們當年習慣落手落腳去做,從無到有。」Ricky認真地說。Canto-pop是孕育、累積、起飛、低谷的循環,有人的地方就有路,也就有自己的音樂。

撰文:吳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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