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個人接手台灣古蹟先河陳國慈：歷史和古蹟不沉悶

許多人以為陳國慈是台灣人，不知她是地道香港女子。居台45年的她曾是大型企業台灣積體電路製造公司資深副總經理，後來選擇放下工作，轉向文化管理，曾經在台灣文化部門任職，又以個人名義接手活化多個台灣古蹟，出錢出力，開創當地私人活化公家古蹟的先河。

最近她回港創辦屬於自己的藝術空間，認為香港對她的人格栽培影響甚深，她與文化藝術的緣份，也是從這裏開始。她慨嘆，香港對老建築一直不太珍惜，每次回港，總發現許多熟悉的老建築被鏟平。就如記憶拼圖一格格被擦走一樣，很是失落。「古蹟是人們的共同回憶載體，應該為下一代保存。」

陳國慈戰後在港出生成長，如今仍能說一口流利廣東話。父母是緬甸華僑，1946年緬甸獨立後，父親就被任派為緬甸駐香港總領事，一家人就在香港定居，她在家中排行第五。從幼稚園到中六，都在女拔萃讀書。那個年代，香港並不重視歷史和藝術教育，但學校看重音樂教育，她從小學琴，更憑四人合唱代表學校在校際音樂節取得冠軍，種下了喜愛藝術的種子。

1966年中學畢業，經常名列前茅的她，一直希望像兄姊那樣出國留學，熱愛鋼琴，她自行報考皇家音樂學院，獲得取錄，欣喜不已，父母知道後卻大力反對。父親更聲言，音樂只是為「好玩」而學，不希望她把興趣變成工作，因為演奏要穿露臂的衣服，經常拋頭露面，不成體統。雖然不太信服，但她還是遵從父親的意願，在「三師」（會計師、醫師、律師）中，選擇去英國進修法律。

她的組織能力過人，在法律界如魚得水，20歲就取得專業資格，卻一直不太適應。「法律工作壓力大，而且沒有太大的心靈收穫。」因此一有閒暇，她就投身各種藝術，但都是作為興趣研習和欣賞。

做法律工作30多年

畢業後，她先在新加坡工作兩年，取得當地律師執照，順便替母親尋根。初讀法律的年輕人很多都專修刑法，希望能參與訴訟爭取公義，但做下來後她開始萌生放棄的念頭，因為如果想代表控方，只能加入政府，不想的，就只能為被告辯護。而且刑法有陪審員，律師很多時只是用盡辦法引導陪審員，與法律無關。而就算證據確鑿，律師仍要不斷盤問受害者難堪經歷，意圖挖出有利證據，這讓她難受。「當然你可以拒絕，但其實也很掙扎。」

她離開新加坡到了美國，重新考執照，轉攻公司法及國際法，發現適合自己，「比較悶，但好處是不那麼情緒化。」她進入當地最大的律師樓工作，在紐約4年、三藩市3年。碰巧那時台灣打算發展經濟，需要懂得英語和中文的律師，她欣然前往，一留多年，晉升至企業的高層。

做了30多年法律工作後，她愈來愈覺得自己真正的熱情在文化藝術上，萌生離開的念頭。2002年台北有一座由政府擁有的古蹟正準備找民間團體或人士幫忙活化，她獲邀參與其中，就是後來的台北故事館。在英國殖民地成長，曾到英國留學，她覺得這房子與自己很有緣份。「它是全台灣唯一一間英國式小屋，好像莎士比亞故居一樣，是100年前台灣富商對外國住宅的幻想。」

出錢出力認養古蹟

2000年台灣921大地震後，許多公有古蹟都被毀壞，復修開支龐大，有學者提倡古蹟不能只靠政府照顧，應有民間力量介入，文化資產保護法因而修改，第一次容許古蹟交給民間非營利團體或個人去接手活化。

她成為條例修改後第一個以個人身份「認養」古蹟的人，不但出錢，同時投放不少心力在翻新和管理上，說到這裏，她笑一笑：「也沒有什麼偉大的理由，只是我對此很有興趣，一些朋友說，法律寫明容許個人身份去做，現實其實很難做到，例如請人發薪水可否用個人名義？既然我熟悉法律，就鼓勵我一試。」她膽粗粗接下這個任務，開創先例，隨後有好幾個古蹟也被私人「認養」。

用個人身份去做，責任和負擔都很重，雖然維修上有政府補助，但過程都要親自監督。她是完美主義者，一切都要「原汁原味」，堅持用老師傅，又以文獻中的建築結構和用料作為參考，過程往往要一年以上。活化後，她不想老房子變成生人勿近的貴價餐廳或服裝店，反而將它打造成小型的私營博物館。「讓大眾都能來參觀參與，對推廣古蹟保育作用更大。」經營台北故事館12年後，她再參與撫臺街洋樓的活化，完成後又將一座70多年的平民房子轉變成迪化二○七博物館，都是按同一個方向走。

面積小、藏品不多的古蹟想轉型為博物館，是天方夜譚。從台北故事館到現在，她一直主張從不同地方借來展品，舉辦生活文化相關的展覽，「我想在有形的文化資產中，展示更多無形的文化資產，讓人對兩者有更多關注。」例如邀請修補碗碟、絲襪的老師傅，舉辦「修補的故事展覽」，由於和生活有關，遊人更會一邊參觀一邊發表意見。「我很不喜歡那些好像殿堂的博物館，進去很緊張，說話要很小聲，這樣的氣氛其實違反本意。博物館本來就為分享而設，如果只是掛嚴肅的字畫，只許預約參觀，誰會想去看？」

而這些藏品和老師傅都要靠人脈和時間蒐羅和尋找。「單是一個小展覽，參與的單位可以是30個。」籌備過程複雜，她過去多年的文化界人脈及法律經驗正好派上用場。「單是古蹟的建築法已讓人無法應付，保險消防等都很嚴謹，一個字都不能寫錯。而且數十個參展團體，保險和運輸如何安排都要想妥當，白紙黑字寫下。法律讓事情處理得更方便。」

回想當初台北故事館第一年參觀者的平均年齡是55到65歲，她很不滿。「我們不需要跟老人宣布老屋的美麗，因為他們曾住在其中。於是我們再改變展覽手法，就算主題嚴肅，呈現手法也要活潑和有更多互動。」有次展覽主題是台灣知名品牌的廣告演變，沒有展品，只有錄像和互動媒體，年輕觀眾卻很喜歡。

改變了內容，老房子成為台灣年輕人經常流連的打卡聖地。她自豪地說：「迪化二○七博物館3000呎不到，每月參觀人流是8000到12000。星期六日都要排隊，觀眾平均年齡是30至35歲。」

私人活化古蹟不只是掛名，更要出錢出力。她笑言自己能力有限，因此這些年只能活化小房子，「接下了一個計劃，就會想成為這古蹟的安全網，能負擔的盡量負擔，雖然有政府補助和活動門票，但大部分都要靠私人捐助，特別是我自己。」她卻非常享受其中，因為不同之前法律工作要處處為客戶籌謀，這次她只需對自己負責，「滿足感差別很大」。

惋惜舊物陸續消失

她18歲就離港到英國讀書，此後沒有再在香港常住。「都是來探望家人，從來沒有留超過一星期。」每次回港，她都很傷心發現許多童年熟悉的建築都陸續消失。例如從小她就在天星碼頭搭船過海到九龍上學，某年回港，發現天星碼頭已被鏟走填平，一點不剩，「我非常震驚」。

兩年前丈夫過世後，她開始長留香港，陪伴在港的兒子和親友，也萌生開畫廊的念頭，找過不同地方，終於看中同樣是古蹟的淺水灣影灣園，創辦Artspace K。她感嘆，雖然香港藝術市場蓬勃，但許多人仍對藝術有距離，雖然位處偏遠，但她認為此地氣氛悠閒，希望遊人可在輕鬆心情中看藝術，就如當初她在老房子介紹過去的生活歷史，希望人們明白歷史和古蹟並非沉悶，她期望這空間也有同樣效果，「不要覺得藝術難以接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