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14日
話說在《語言與沉默》一書,佐治史坦納一直關注人文素養(humane literacy),他有此說法,在閱讀時讀者並非被動,批評家對同時代的藝術有特殊責任,批評家「不但須追問,是否代表技巧進步或昇華,使風格更繁複,搔到時代癢處;還要追問對日益枯竭的道德智慧,同時代藝術的貢獻在哪裏,或者主張以何種尺度衡量世人?」
當他6歲的時候,他的父親教他讀希臘原文《伊利亞特》(Iliás);其母認為「自憐自艾令人作嘔」,幫助他克服右臂萎縮的天生缺陷,沒讓他變成左撇子,堅持像健全的人一樣使用右手。
在1940年二戰期間,其父搬到紐約,不到一個月後納粹佔領巴黎,在學校他班上有許多猶太兒童,其父的洞察力再次拯救家庭,使得其子像幸存者,影響他後來著作;上世紀文學教授布萊恩切耶特(Bryan Cheyette)表示,當時英國認為與大屠殺沒有關係;英國戰爭神話植根於《閃電戰》(Blitzkrieg)、《英國之戰》(The Battle of Britain)。
雖然獲教授薪水,但史坦納從來沒有成為劍橋大學的正式教授,亦無權利研究,他可選擇到美國獲教授職位,但他的父親反對,他選擇留在英格蘭,因「寧可做任何事也不想面對父親蔑視」;1969年他被選為劍橋大學特別研究員。
在他1997年出版的自傳《埃拉塔》(Errata),談到在芝加哥大學就讀以來,對公共住宅持同情態度,正如他所說:「將我帶到西塞羅,小鎮名聲不好,但由於名字讓我放心,正是不可思議的溫柔,那種在外表粗糙的環境關懷」;他又說過:「如果一個牙買加家庭帶6名孩子而言,財產已然貶值。」
其職業生涯跨越半世紀,出版所論述的當代西方文化異常、語言問題及在大屠殺後貶低問題的書籍,研究領域為比較文學,作為批評家傾向於探索文化與哲學問題,特別處理翻譯及文學本質。
撰文:占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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