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2日
「歷史最大的教訓是,人類不會汲取歷史的教訓。」這句話是黑格爾說的。他是有史以來建立最宏大的歷史哲學系統的哲學家,但連他也對人類「以史為鑑」感到失望,沒有信心。他這句話,用於歐、美及一些非洲國家的種族主義者身上,最貼切不過。
納粹屠猶,正是種族主義之害。可惜,經歷了大半個世紀後,人類好像忘掉了這個歷史教訓,種族主義在二十一世紀死灰復燃。執筆寫此文時,正傳來德國反猶太槍手在小鎮哈雷殺兩人、傷兩人的慘劇新聞。在足球比賽中,非白人球員受極端種族主義者「猴子叫」及言語侮辱,無日無之。英格蘭球員更威脅,如遭種族主義者侮辱,會集體拉隊離場。
為求自保助紂為虐
這不禁令人想起鄂蘭(Hannah Arendt)來。世人認識鄂蘭,大多因為她在《極權主義的起源》(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書中分析極權主義怎樣恐嚇和控制人民;其次則是她在《平凡的邪惡: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審紀實》(Eichmann in Jerusalem: A Report on the Banality of Evil)書中提出「平庸之惡」的主張,解釋為什麼許多德國人會冷血的替納粹屠殺猶太人。其實,鄂蘭的《猶太文集》(The Jewish Writings)收入她在1932至1966年所寫的文章,回顧猶太人在德國的處境,談到如何面對種族主義。現今讀來,不無啟發。
鄂蘭生於1906年,在東普魯士康尼斯堡(現俄羅斯卡里寧格勒)長大。她父母都是高等中產階級的同化猶太人。鄂蘭自小即自視為猶太裔德國人,而不是德籍猶太人,加上她母親是社會民主黨徒,鄂蘭亦是世俗化的猶太人,不信猶太教。她既遭德國人視為「非我族類」,又不見容於傳統信教的猶太人,受到雙重歧視。
母親教導鄂蘭,如老師在學校用種族主義的語言侮辱她,她應立即離校返家,母親會跟校方交涉。若是同學欺凌她,便要她自己應付,並且不可回家告訴母親,也不能期望母親為她出頭。這不失為培養孩子獨立自強的方法,值得香港的父母參考。
猶太人千多年來建國不成,寄人籬下,沒有一般公民的公民和法律權利,因而政治冷感,成為經濟動物,養成「苟全性命於亂世」、只求保存猶太語、猶太教及文化、不敢抗爭的性格。遇上壓迫,總希望憑忍讓、吃小虧而保住身家性命。鄂蘭指摘有些猶太人為求自保,不惜助紂為虐,協助壓迫者(包括納粹)鎮壓同胞。用她的話講,這樣的猶太人都「活在歷史以外」(outside of history),變成「沒有世界」(worldless)的民族。如此性格的猶太人,是否似曾相識?
直至十七世紀中,猶太人可概括分成兩類:窮人活在貧民窟,做最低賤的手工藝工作,遇上天災疫症戰禍,死得最多最快。少數富貴的猶太人成了高利貸──莎士比亞《威尼斯商人》的夏洛克──或銀行家,得寵於皇室貴族,借貸者卻視之為吸血鬼,壞了猶太人的名聲,助長了反猶太者的氣燄。在波蘭,猶太人還擔當收稅官,上至貴族,下至農民,無不因而痛恨猶太人。到十九世紀初,20%普魯士猶太人已晉身有財有勢的上流人,往來無白丁,相當招忌。
成就大壓迫同樣大
現代的反猶太主義伴隨資本主義興起而來。在德國,新興的資產階級認為:猶太人與皇室和容克(Junker)地主階級是同一夥的反動階級,因皇室與容克靠猶太人融資、收稅甚至販賣軍火,才能發動戰爭和鎮壓農民起義。另一方面,容克自視為德意志民族的精英,要建立德國為民族國家,必須以容克為主力。在容克眼中,資產階級質木無文、重利輕義,跟貪錢愛財的猶太人是一丘之貉。兩個最有勢力的階級都痛恨猶太人,反猶太主義焉能不歷久而不衰?
德國猶太人如豬八戒照鏡,兩面不是人,一如少女時代的鄂蘭。更有甚者, 德國的資產階級和知識分子,受德意志的傳統輕商文化影響,及容克的意識形態洗腦,傾向反猶太。是以英、法等國都有種族主義者,但反猶太之烈卻遠不如德國。弔詭的是,在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說德語的中歐猶太人人才輩出:愛因斯坦、佛洛伊德、卡夫卡、卡爾曼咸(Karl Mannheim)、馬勒(Gustav Mahler)、胡塞爾(Husserl)、紀岳盧卡斯(Georg Lukacs)、托洛斯基、法蘭克福學派及其他,都是名留後世的大人物,史稱「歐洲猶太人的黃金時代」(Golden Age of European Jewry)。偏偏在猶太人成就最大之時,就是反猶太最盛之世!
撰文:占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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