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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8月10日

鄧惠欣 教育講論

《生命教育的反思》之再思(二) 論生命培育之教育實踐

上文指出,在「教育」這個概念之前加上「生命」二字是有點畫蛇添足,這個舉動同時又暗示了我們的教育系統在過去對生命培育方面的欠缺,在教學上與生活脫節。教大張仁良校長承諾提供一個「『貼地氣』的教學資源」,這張「支票」如何兌現將會考驗張校長的管理和教育哲學與實踐。此文將以一個筆者在教大親身體驗的實例作為一個樣本去說明。或許,這只是在某一個時段的一個罕有例子,但這個例子既是很「貼地氣」,也能指出培育生命的處境所牽涉到的幾個面向。

在「教大」的校園裏有一個廣場,面對着廣場的是圖書館。因廣場被認定是學生和老師必經之處,很多部門在舉辦活動時都會選擇在廣場舉行;為增強吸引,利用擴音器播放音樂,甚至邀請嘉賓歌手 (包括樂隊)在台上表演,已似乎變得習以為常。有一次,當筆者在圖書館最高的樓層閱讀時,從廣場傳來一些歌聲。這一層的圖書館有清楚的說明,需要絕對安靜的,但是從外來傳入的「噪音」是不受圖書館監管的。出於好奇,便到廣場看看。有關活動的目的原來是推廣身、心、靈健康,靈機一觸便向一位掛着名牌的工作人員查詢。我問她:你們是在推廣身、心、靈健康,但是擴音器所製造出來的音量,卻影響着在圖書館裏需要安靜溫習的同學或用家,對他/她們的身、心、靈或會有影響,這是否有點矛盾呢?對方給我的答案是:這是「無可避免」的。

令筆者感到有點驚奇的是,這位工作人員似乎並沒有意識到,她所謂的「無可避免」解說,在實際的行動上即表示:她在行使其已借用了的場地之權利的同時,雖然會令到在圖書館裏面溫習的人所應享有的寧靜環境去溫習之自由受損,她卻認為那是「無可避免」的。我告訴了她我的看法後,再問她:誰有權威去作出這個判斷?她的臉上有點難色,(顯出她是有是非之心的),便即時告訴我她只是一名「學生助理」(Student helper),更很快地給我轉介,請我直接向主辦單位的職員查問。筆者對這個現象很感興趣,在不同場合,當遇上相同的性質活動時,便非正式地去與一些相關的持份者交談,嘗試了解他們的想法;才發現,「無可避免」已成為一個常態,或許已變成是一種理所當然的校園「文化」。更值得注意的是讓這種文化形成的其中一個主因:主辦者都同時以接觸最多的人數為目標,並藉此合理化他/她們所認為「無可避免」的判斷。

上述的活動可以是一個如張仁良校長所說的很「『貼地氣』的教學資源」,因為它就是發生在我們身邊,在我們的生活裏,起了孕育生命的實際果效,並可以被用作示範何謂價值教育的不同角度思考,其意義並不單純是一些如主辦者所言的,只是提供一些娛樂而已。

涉及四個層面

作為一個課程,有關生命的教育可以是無所不包;但是從實踐的角度出發,培育生命必然是從日常生活的小節開始,不過所牽涉到的層面卻是多方面的,現透過如下4個問題帶出:1.在個人層面:這位學生(助理)在活動的過程中學了些什麼?有以為在廣場的活動與在課堂中的教學無關,但是從張校長所提出的觀點,即校園文化對生命教育是重要的,因此我們是否有需要把教學的性質,甚至教育這個概念,重新定義和認識?這是第2.即組織的層面。3.是價值觀,即意識形態的層面:當決策者都以接觸最多人數為目標時,他/她們是否也同時助長了那種侵擾的行為,甚至使它成為一種文化,一種傾向強調個別單位的權利,並且以數字去衡量成就的意識,這是否符合「關懷社群」和「培育具道德承擔的教育及專業人士」等「教大」所秉持的願景和使命呢?第4.是管治的層面:一種文化的形成是非一年半載的事情,是那一種管治哲學使那位學生助理在作出「無可避免」的判斷時,失去了「批判性」的思考,甚或是掩埋了她的同理心?

生命影響生命。生命孕育於文化當中,「不妥」的文化很自然就會生出「不妥」的生命。在這個傳媒科技那麼發達的年代,校園生活多少反映了社會的狀態,究竟大學是社會流行價值觀的延伸,還是為社會提供一個平台去探究這些價值觀對生命培育的影響?這是對張校長來說另一個大的挑戰。讓筆者引用張校長在文章中的一些觀點說明。

當張校長在文章中引用馬雲的觀點,指出「愛心」或「Love Quotient」在未來世界的重要性和OECD「於2017年提出『教育2030』的願景」時,他強調:「這些特質有助現時的學生,在未來的世界保持競爭力。」嚴格來說,從張校長整篇文章所要傳遞的主要訊息來看,「競爭」這概念是套不進去的;況且,就筆者所參考的有關文件之前言(Foreword)和共同承擔之「願景」(Shared vision)「競爭」這個概念並不存在,反之提倡共融和共同承擔責任(Shared responsibility)才是主旨。「競爭」與「共融」如何和諧地共存還需要張校長多一點解說。譬如說,當「承擔責任」被視為「保持競爭力」的一種應該擁有的特質時,它便無可避免地成為達到擁有競爭力的一件工具,非自發性的,即時便失去其在道德上的本質;也正因為此,在提倡追求這種特質之同時,它便成為了張校長在文章開始時所認為的那種只為回應「即時需要」而採取的舉措。結果,張校長不單不能為「生命教育」「正名」,他所承諾的1000萬很可能只會延續他在文中提及他所不願意見到的現象——「生命教育」可能只會變成是回應社會議題的一些措施和工具。把社會責任看成是提升個人競爭力的資本,在本質上是自相矛盾的;同樣在教育前加上「生命」這個修飾語,使其成為一個科目,作為提升個人在競爭方面的資本,最終只會「奪去」教育的生命。

自由與同理心

回到「教大」的廣場,若舉辦活動的各個主辦者都以接觸最多的人數為目標,而這個目標最終是為了表現其單位的「競爭力」而制定,這個動機所帶來的就起碼有兩個不良的後果:圖書館用家的應有權利和自由受損,而主辦者的同理心也漸漸地消失。

上述談及這兩個不良的後果,會否也提供了一些啟示,讓我們很好地理解過去兩個月在香港所產生的這個前所未有的歷史時刻,這是筆者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正在不斷思考的議題:「自由的可貴是需要同理心去維護;有權也無必要『用到盡』。」

聽聞,為了解決「噪音」的問題,圖書館將會加添隔音設備,站在消費者和服務提供者之間的關係去計算,那似乎是理所當然的;不過,從教育(特別是強調生命培育的教育)的觀點去想,則可有不同的價值取向。

張校長在不同的場合曾要求,大學生應該擁有高質素的公民意識,董事會主席馬時亨先生也希望覓得「有心人」,這些要求都暗示:學生在發揮其才能之同時,亦要兼顧和尊重他/她所屬的社群整體的福祉;要達到這種要求,在有限的條件之下,能非以個人或個別單位的夢想為依歸,去組織和訂定在當時對個人和整體均合理和合情的目標,很弔詭地才是理想的環境;根據這個邏輯,加添隔音設備的好意相反地只會削弱培育公民意識的機會。

只要有錢便可以加添隔音的設備,但公民意識並非商品,所需要的是一個有助培育公平和互相尊重的機制,讓參與者在真實的處境中透過與各持份者相處,去領悟相互共存所依賴的原則。在追求數字上之「廣」與體驗生命中之「深」之間,教大可會成為一片怎樣的土壤,將會培養出怎樣的生命,還有待張校長闡明「競爭」的含意。

撰文:鄧惠欣_教育評論員、哲學博士(教育研究)

 

教育版徵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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