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遠較西方文明化

以伊利亞斯的標準衡量，中國人遠比西方更早「文明化」。遠在《尚書》時，中國已自稱「華夏」。唐朝孔子第32代孫孔穎達的《春秋左傳正義》有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意思是：中國在周朝已禮儀完備，上至王公、諸侯等貴族，下至官員和「士」（讀書人）都識禮，依禮行事。無禮或非禮，輕則「側目而視」，重則「饗以白眼」。「華夏」跟蠻夷的分別不在強弱，而在是否識禮守禮。蠻夷而有禮，便不再野蠻落後。

孔孟都講人須「有恥」，但儒家說的「恥」，不能跟潘乃德說的羞恥文化混為一談。《論語》記載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反省自己有沒有「不忠」、「不信」和「不習」？這種內省，跟天主教徒告解前「思己過」有何分別？都是自律的表現，無關乎會不會受到羞辱。

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並且認為「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既然恥來自每個人生而有之的「羞惡之心」，宋儒稱為「良心」，「良心」是內在的，不是外在的。是以孟子會說「自反而不縮……吾不惴焉」，即是說：只要反省後，認定自己做錯了，能不內心惴惴不安嗎？內心惴惴不安，不就是內疚嗎？怎可以說儒家不是罪疚文化？

行為合乎仁義

《論語．子路》有這麼一段：子貢問孔子怎樣才有資格稱為「士」，孔子答曰：「行己有恥」，意思很明白，「士」必須要求自己的行為合乎仁義，甚至於平民百姓，只要「言必信，行必果」，也可勉強攀得上「士」的稱謂。如此說，「士」萬萬不能「無恥」，否則便如孟子說的「與禽獸無異」。最後，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罵當時的「從政為「斗筲之人」，說他們見識淺薄，又無器量，議論他們有否資格稱為「士」，簡直嘥聲壞氣！

撰文 : 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