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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2月6日

占飛 忽然文化

中國人遠較西方文明化

以伊利亞斯的標準衡量,中國人遠比西方更早「文明化」。遠在《尚書》時,中國已自稱「華夏」。唐朝孔子第32代孫孔穎達的《春秋左傳正義》有云:「中國有禮儀之大,故稱夏;有服章之美,謂之華。」意思是:中國在周朝已禮儀完備,上至王公、諸侯等貴族,下至官員和「士」(讀書人)都識禮,依禮行事。無禮或非禮,輕則「側目而視」,重則「饗以白眼」。「華夏」跟蠻夷的分別不在強弱,而在是否識禮守禮。蠻夷而有禮,便不再野蠻落後。

孔孟都講人須「有恥」,但儒家說的「恥」,不能跟潘乃德說的羞恥文化混為一談。《論語》記載曾子說「吾日三省吾身」,反省自己有沒有「不忠」、「不信」和「不習」?這種內省,跟天主教徒告解前「思己過」有何分別?都是自律的表現,無關乎會不會受到羞辱。

孟子說「人不可以無恥」,並且認為「恥者,吾所固有羞惡之心也」。既然恥來自每個人生而有之的「羞惡之心」,宋儒稱為「良心」,「良心」是內在的,不是外在的。是以孟子會說「自反而不縮……吾不惴焉」,即是說:只要反省後,認定自己做錯了,能不內心惴惴不安嗎?內心惴惴不安,不就是內疚嗎?怎可以說儒家不是罪疚文化?

行為合乎仁義

《論語.子路》有這麼一段:子貢問孔子怎樣才有資格稱為「士」,孔子答曰:「行己有恥」,意思很明白,「士」必須要求自己的行為合乎仁義,甚至於平民百姓,只要「言必信,行必果」,也可勉強攀得上「士」的稱謂。如此說,「士」萬萬不能「無恥」,否則便如孟子說的「與禽獸無異」。最後,子貢問:「今之從政者何如?」子曰:「噫!斗筲之人,何足算也!」孔子罵當時的「從政為「斗筲之人」,說他們見識淺薄,又無器量,議論他們有否資格稱為「士」,簡直嘥聲壞氣!

撰文 : 占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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