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由羞恥而起？

美國人類學家露芙潘乃德（Ruth Benedict）在她去世前兩年（1946）出版《菊與刀》，指東方文化（包括日本、中國儒家等）是羞恥文化（Shame Culture），而西方文化是罪疚文化（Guilt Culture）。羞恥文化是來自他人的壓力而自我約束；罪疚文化則是憑個人的道德心去約束自我。

根據潘乃德的說法，羞恥文化的民族，在群體中的行為無懈可擊，但沒有了群體的監視便無法自律，什麼不體面、不正當的事都做得出來。罪疚文化的民族自小習慣了自律，任何情況都不會有損公德。現今還有不少國人贊同潘乃德的二分法，並認為西方人的罪疚文化源自基督宗教。由於信仰一個超越的神，任何人做了錯事，世人不知，神會知道，因而內疚，是以他們不敢胡來。東方人因為不信仰任何超越的神，故而沒有罪疚文化，只有羞恥文化。佛教沒有超越的神，但有因果報應之說。

沒有公德觀念

究其實，古今中外，每個社會都有「社會控制」（Social Control ）的機制。羞恥與罪疚同是「社會控制」的工具，並非如潘乃德說的互相排斥，也許比重有異，但在任何社會都同時存在！中國古代固然有管仲說過：「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羅馬帝國的政治家西內卡（Seneca the Younger）更比社會學家早千多年已說過：「法律無法取締的，羞恥足以禁制。」

被稱為「進程社會學」（Process Sociology）之父的德國社會學家伊利亞斯（Norbert Elias），在1939年的經典著作《文明的進程》（The Civilizing Process）中，詳細縷述1350年至十八世紀末民族國家興起後，西歐人的禮儀和禮貌的「文明化」進程及解釋其原因。此書30年後才譯成英文，潘乃德應該沒有讀過，否則不致誤解！

伊利亞斯指出，在十九世紀前，大多數西歐人並不「文明」，沒有公德觀念，或有而不行：當眾放屁、吐痰、擤鼻涕、挖鼻甚至當街大小二便、不排隊、用刀切肉後手拿來吃等，皆尋常等閒事。直至十九世紀中，西歐的貴族還不時私下決鬥。新教和天主教對峙時曾長期獵巫，不少人枉死。觸犯刑事案的疑犯受公審，輕者刺青、當眾鞭笞、斬手斬腳，重則斬首、槍斃，直至二十世紀中，歐洲才取消死刑，就算執行死刑也私下處決，而不再公開。何以當眾羞辱罪犯？無他，藉此阻嚇其他人不要犯法，並使其家人師友蒙羞而已。假若信徒都有罪疚感兼自律，何須用如此殘酷的刑法？

西方的「文明」源自宮廷和貴族。他們訂立各式各樣的禮儀，例如發明了用叉子進食、說話婉轉斯文、衣着得體、不隨便暴露身體……從十四世紀開始，貿易帶來經濟繁榮，營商致富的布爾喬亞興起。他們要光宗耀祖，便要廁身貴族圈子，先要學習貴族的禮儀及習慣。要彬彬有禮，控制粗野不文的言行，非自律不可。學習不來，難逃宮廷及貴族的恥笑和羞辱。布爾喬亞的「文明化」，不是來自罪疚感，而是羞恥感。

成就社會和諧

民族國家興起，政府獨攬權力和武力，貴族、百姓有糾紛，不能再「私了」，而要訴諸法律。城市人口愈來愈多，人與人之間沒有共同的禮儀及行為規範，很易引起口角和打鬥。要成就社會和諧，必須國民自動自覺地遵守共同的禮儀及行為規範。這種自動自覺，便是自律。自律的國民容易管治。由是，教會、國家辦學校，自小教導及訓練國民自律。這可促進國民的認同和自豪感。在西歐列強環球掠奪殖民地時，西歐人將其禮儀及行為規範視為「文明」的標尺，相違忤逆者便是「不文明」的落後蠻夷，理應受列強管治，以便「開化」或「教化」他們。

伊利亞斯這個理論跟潘乃德大異。他認為自律是「文明」的標尺，不能自律的民族算不上是「文明」的民族。但他不認為自律來自宗教信仰的罪疚感，而是來自民族國家的興起。他亦提到：「文明」的另一個標尺是「羞恥的門檻」（Threshold of Shame）。以前，隨地吐痰、拋垃圾、挖鼻、當眾放屁等不以為恥，如今門檻擴大了，便成羞恥之事。「羞恥的門檻」擴大，就是「文明」。反之，就是「不文明」。怎可以像潘乃德說的羞恥文化是不能自律的文化呢？

相片：網上圖片

撰文 : 占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