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1月7日
「I come to work to relax.」我的博士後研究上司Matthew Wood教授說。
我還未在牛津念博士班之前,他已經是Somerville College的醫學系教員,現在升任為牛津醫學院的副系主任和Oxford Centre for Neuromuscular Science總監,更擔當兩家生化公司的顧問。他亦為牛津醫學院籌款,設立罕見病科研中心,身兼數職。但我見他笑臉迎人,皺紋和白髮也沒增多。他說,只要找到優秀勤力的組員,便完全信任他們做出成績來,所以上班極為輕鬆。反而回到家中,4歲的兒子Solomon耗盡他的全副精神。
他見我當天,說兒子剛在周末寫了一封建議書給谷歌的執行長,指出將來的Google Glass不應是外置的眼鏡,應該植入頭顱,還分析哪種方法最可行。「不知他在哪裏找到谷歌總部的地址,吩咐我貼好郵票,立刻要寄出建議書。」他兒子的求知欲強,但是留在家中對着只有1歲的妹妹,悶得發慌。Matthew只好每星期帶兒子到實驗室,來學習分辨顯微鏡底下的腦細胞,同時將帶小孩的責任,暫時送到研究員手中,讓他有些喘息空間。
一個月前,我在香港英國文化協會做了兩場演講,原定說科學的出路,結果變成升學輔導。一位15歲男孩等我完成了所有討論,已是晚上8時半,他帶着徬徨的眼神說:「我的父母離異,到海外留學大概沒可能了,我又不知道將來想做什麼職業,所以不知道大學應該選哪科。即是說,我不知道高中應選修哪些必修課…⋯What should I do, Doctor?」我心一沉,為什麼15歲的乖男孩,已經擔心將來,好像把人生抉擇都推前到現在?教養小孩愈來愈困難,即使是牛津大學教授和博士,都是摸着石頭過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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