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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12日
美國學者賈南溪（Nancy Chapman）最近獲浸會大學頒發「榮譽大學士」。她現時的身份是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下稱亞聯董）總裁。該會自1922年成立，推動亞洲院校發展，包括自1972年起至今共捐款2200萬元給浸大。
賈南溪斷續在香港與內地居住了8年。最早是1978年，她在耶魯大學修讀亞洲歷史，在報紙見到有間美國中學將派出體操團出訪中國，她毛遂自薦當翻譯員。畢業後，她念念不忘中國，先後到香港、湖南、廣州當英語老師或推動亞洲教育發展。
文革結束數年後，她去到湖南，當年這個近5000萬人的省份，僅有25名外國人，她是其中之一。
談起賈南溪與中國的淵源，要由她在大學年代談起。
「當時中美關係開始緩和，它們曾經斷交30年。」賈南溪道。
在1978年，她仍是一個耶魯大學歷史系學生，「我在《紐約時報》看到一段文章，寫有個中學體操隊準備前往中國進行友誼賽。我看完就想，嘩，我都好想去中國。然後，我就寫了一封信給這間中學的校長。我跟他說，我在台灣學習了一年中文，我在大學也有修讀中文的，你們需要一個翻譯員嗎？殊不知，這個校長真的寫了一封回信給我，說：『好呀！』哈哈哈！這就是我第一次踏足中國的原因！我們去了很多地方，有北京、上海、蘇州、南京、廣州！」
整個旅程都是由對方付費的嗎？
「不！不！不！我要自己付費的！為了這個旅程，我要到處籌錢。那時候，美國人去中國是很罕有的一件事！有個教授聽到都很雀躍，幫我找了一些資助。另外，我有個朋友為我舉辦了一場晚宴，讓我籌旅費。」
她籌到多少錢呢？
「我籌到900美元——以當年生活指數來說，其實是蠻高的。我在中國逗留了兩個半星期。」
湖南僅25外國人
這次旅程令她大開眼界，到她畢業了，她又想到中國闖。
她先來港在中文大學教了2年書。「1970年代的香港，學生常邀請我到他們的家，他們住在公屋，很基層的生活。在一間狹小的房子，打開一張圓枱，他們準備了豐富的飯菜宴請我，真是很好客。」
接着她去到了充滿共產色彩的中國。她去到湖南長沙的湖南醫科學院（後來改名為湘雅醫學院）當了一年英語教師，時為1980年。
「這些中國學生，有部分是在1977年進入大學的，那是文革後首批通過大學試的學生。他們能擠入大學，不是因政治背景，而是因個人成績。因此，他們全部的成績都很優異，畢業後也成為中國醫療界尖子。而對於老師來說，能教到優秀的學生是好事！」她道。
這屆學生的英語水平是如何的？
「非常好！他們大多是靠自學的！例如他們會聽『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的廣播。不過，當然他們那時的英文水平，較你們現時在座每位都要差。」她道。問她在八十年代的湖南生活，有沒有遇上什麼困難？
「不要說是困難，不如說是挑戰吧！」她指，最感到挑戰性的是，1980年的湖南，只有極之少數的外國人。
「當年的湖南大概有4000萬人吧。（編按：根據泛珠三角合作信息網一篇文章引述，該時期湖南人口約5300萬人），但只有7個美國人，哈哈哈！好像還有12個菲律賓人，他們是菲國共產黨員，因菲國不接納共產主義，所以他們逃到中國去，但聽說後來他們在中國住久了，也漸漸對共產主義生厭……哈哈哈！」
「我想，其時連同其他歐洲人，只有25名『外國人』住在湖南。我無論去到哪兒，都很受別人的注意，總是有人走來問我：為何來到中國，我是什麼人等等。」課餘時間，她不能在中國隨意旅遊。
「若我要離開湖南，我需要向公安局申請。即使我身在湖南境內，也不是可以完全地自由走動的。很多區域都禁止外國人進入。但是，申請手續並不困難，他們除了向我發出准許證，還有糧票。那個年代的中國，人們不能隨意走入一間餐館吃飯的。因此，我當時也有到處去遊玩。」
她回憶着往事，臉容帶笑，道：「除此以外，我也記得我常常跟學生玩Scrabble（拼字遊戲），加強訓練他們的英文。我又會向他們播放一些印度電影，或四十年代的美國老電影。」
喜愛丁玲周作人
在內地和香港生活多年，有沒有交過一個中國男朋友呢？
「沒有，沒有中國男朋友呢！哈哈！」她笑道。
為何最初對中國感到興趣？
她說很喜歡中國藝術，尤其宋代瓷器。她也對中國教育與文學發展感興趣。
「我尤其喜歡政治作家丁玲，她不是一個很好的作家，但她本人的故事卻很吸引我，而且從她的作品，我可以多點了解中國社會。還記得當年我做學術研究，將她與蘇聯作家Issac Babel作對比，我很有興趣知道他們兩人如何把政治融入寫作。噢，還有周作人，他的作品真是很好！」
問她看的是中文版還是英文翻譯？
她點頭說是中文，「但我看得很慢！」
她自評廣東話與普通話的程度均為「小三至小六的水平」。
整個訪問她以英文回答。
教華人英文難處
離開湖南後，她回到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攻讀東亞研究博士學位。此後，她又急不及待跑回中國，在八十年代中期出任國際教育協會於中國廣州分會的首任總監。「其實只是5年時間，但中國變化已很大。社會風氣也漸漸變得開放。」
之後，她又回到美國繼續撰寫博士論文，同時出任美國嶺南基金會的項目總監，負責審批基金會的資助項目，繼續推動華南地區高等教育的發展。
她兩次在港居住，除了上述所說的1978年，她另外在2008至2011年，在中文大學其時成立不久的晨興書院出任副院長兼通識教育主任。
向華人教導英文，最困難的是什麼？
「我覺得是鼓勵他們開聲講英文，及不要擔心犯錯。每人說一種外語，都會犯錯，這是必經階段。此外，如果他們從別的地方學錯了英文，叫他們戒除壞習慣，也是很困難的事。」
至於華人有沒有常犯的英文錯誤？
她搖一搖頭說，「每人的壞習慣都不盡相同。」
尾聲，問她內地與香港學生有什麼分別？
「6年前，我仍在中大教書，我覺得當年的內地學生也許不如香港學生般國際化，但他們卻很勤力，而且十分聰明，不到幾年就能追上來。但這幾年，我相信這方面的變化也很大。」
賈南溪小檔案
原名：Nancy Chapman
學歷：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博士
現職：亞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聯合董事會總裁
撰文：譚淑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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