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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2月18日

嚴尚民 電影講座

同志導演托迪希恩斯 連結卡露與艾森豪威爾

《卡露的情人》(下稱《卡露》)上周於香港正式上映,觀眾對演員表演的細膩都讚嘆不已。姬蒂白蘭芝(Cate Blanchett)和郎妮瑪娜(Rooney Mara)戲中飾演一對戀人同志,演技備受肯定,舉手投足的戲味,搶盡光芒,幾乎令人忘卻了電影幕後的另一功臣,由獨立電影一步步邁向主流的同志導演──托迪希恩斯(Todd Haynes)。對於他來說,《卡露》不只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愛情故事。故事的時代背景、當時的社會文化和政治氣氛都同樣重要,亦是他要導演這齣電影的重要原因。

《卡露》由一段閃回開始,同一重要段落在故事的結局前再出現,這不難教人想起大衛連(David Lean)的經典作品,1947年的《偷情記》(Brief Encounter)。向來喜愛四五十年代言情片的希恩斯,從經典偷師,寫一剎的四目交投,足以改變人生,但他絕非搬字過紙,全然接受緣分的隨機性。卡露在百貨公司遇上泰蕾絲,聽她的建議,買了手製火車玩具組合給女兒,遺漏了手套,才引發了後來的情緣。細心回想,卡露到底是大意抑或刻意,是泰蕾絲在店中先盯上了卡露還是相反,其實也說不定。導演有心處理得曖昧,而它的曖昧與含蓄,正是《卡露》的迷人之處。漣漪輕泛,是飄葉觸水,還是有心人伸手輕沾?

希恩斯在電影中放了不少心機在「手」的描寫。卡露在閃回的段落中把手放在泰蕾絲的肩膊上,着泰蕾絲和男生「享受一個美妙的晚上」,說得很輕,卻也深知這晚和誰度過的決定,足以令兩人的命運改寫;泰蕾絲第一次到訪卡露家,隨手彈起鋼琴,卡露又輕輕把手疊在她肩膊上,她心絃被撩動,打亂了節奏,中斷了彈奏。雖然卡露表現大方得體,不過手部的小動作一直在流露她的所思所想。卡露和泰蕾絲暫別後在餐廳再聚,言談間不覺卡露情緒波動,可她的手卻禁不住要拿煙抽。其實她對兩人的關係非常在乎,臉上沒有洩露感情,手卻出賣了她,而泰蕾絲很清楚。

同性戀心態

卡露在公眾場合極力壓抑自己的情感,經常笑面迎人,不失大體,大概和她的家庭背景有關。就算與丈夫貌合神離,人前人後,在丈夫的再三要求下,她還是會出席一些名媛派對、婆媳聚餐,不讓他在親朋前失面子。卡露對自己的性取向非常清晰,但為了女兒的撫養權,加上對丈夫的包容,她從沒把狀況搞得太醜陋(這變相成了她的負擔)。

對觀眾來說,卡露最吸引人之處,可能是她的寬容、她的同理心;而對泰蕾絲來講,卡露是為她打開了世界第一扇窗的人。希恩斯處理卡露出場,簡單直接,沒運用太多花巧鏡頭,但非常忠於原著小說《鹽的代價》,為卡露披上一件皮草大衣,搶眼而優雅,令卡露在悶綠、線條僵直的玩具部中鶴立雞群,泰蕾絲一見傾心。對自己性取向狐疑的泰蕾絲,一直活在男性主導的世界中,作為移民之後,生活並沒有太多選擇。她想當個文青攝影師,認識了一位雜誌男編輯,卻在半推半就下,被佔了便宜。

不過,跟卡露一樣與人為善的泰蕾絲,沒有計較太多,只是想搞清楚,愛能否存在於女子之間,但得到的卻是所謂男朋友的陳腔濫調答案:「我從沒愛過任何人,直到遇上你為止⋯⋯」她環顧四周,其實也不乏同性戀者,到黑膠碟店購物,看到的就是一對。可她的對象,裝扮又不是tomboy,沒有butch-femme的打扮,這些都加強了她的疑惑。因為上世紀五十年代,同性戀曾被視為一種心理病。直到卡露送她一部Canon相機打動了她,她才能豁出去,走上一趟《末路狂花》(Thelma and Lousie, 1991)般的旅程,拍下了第一輯人像照,主角是自己心儀的她。要當時的人接受同性之愛,非常困難,但要認識自己,再坦然接受自己與別不同,也不容易。作為同性戀者的希恩斯,對此亦應感受殊深,因此也拍得非常到肉。

非主流敍事

讀希恩斯的訪問集,發現他完全是一個知識分子型導演。對社會、歷史和文化俱觀察入微,電影理論也琅琅上口,主流的荷里活電影,不是他那杯茶。他曾大膽起用芭比公仔作為獨立紀錄劇(docu-drama)短片Superstar Karen Carpenter的主角,於日舞電影節(Sundance Film Festival,港譯辛丹斯電影節,其實很難聽)成名。

這部短片講述七十年代的政治氣氛和家庭價值,如何間接毀了木匠樂隊女主音凱倫卡本特(Karen Carpenter),風格創新又大膽;首齣長片《愛情砒霜》(Poison, 1991)對社會少數族群的關注,為九十年代新酷兒電影(New Queer Cinema)的代表作之一,他與戴歷渣曼(Derek Jarman)、吉士雲辛(Gus Van Sant)等都是運動的中堅分子;續作《非常安全》(Safe, 1995)以中產階級的安穩生活崩壞隱喻大眾對愛滋病的恐慌;群星雲集的《七人一個卜戴倫》(I'm Not There, 2007)亦看得到他試圖修正搖滾史的意圖。

希恩斯的電影,不遺餘力挑戰主流,不啻是題材大膽,起用少數族群做主角,在故事結構、敍事方式等也屬非主流,不求滿足觀眾消費電影的意欲,反而要令看者如坐針氈,反省不安的源頭。

希恩斯也導演過一齣向德格拉斯薛克(Douglas Sirk)《深鎖春光一院愁》(All that Heaven Allows, 1955)致敬的《天上人間》(Far from Heaven, 2002)。跟《卡露》一樣,是觀眾看得相對「舒服」的作品。《天上人間》跟《卡露》時代設定相近,寫五十年代白人中產女性與黑人勞動階層的霧水情,但卻沒半點鄉愁感(nostalgic),不消費懷舊。反之,《天上人間》對種族政策、世俗的階級觀念,有深切的省思。用同樣的政治、社會和文化角度,去閱讀《卡露》,會發覺到電影的另一層趣味,亦更見希恩斯的功力。

難得大團圓

卡露和泰蕾絲的緣分始於1952年冬,在1953年初「大團圓」,當時正值美國在戰後經濟衰退的麥卡錫時代,人人惶恐自己被打成共產黨員。電影圈較出名的事件,首當其衝是伊力卡山(Elia Kazan)供出圈內親共同業自保、和荷里活十君子拒絕向麥卡錫(Joseph Mccarthy)議員為首的委員會作證──即泰蕾絲於酒吧出來後,朋友向她開玩笑提及的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The House Un-Amercian Activities Committee),隨後被打入黑名單等事件。泰蕾絲和朋友開派對的地方是格林威治村,即孕育垮掉一代(The Beat Generation)的作家們如埃倫金斯堡(Allen Ginsberg)及傑克克魯克(Jack Kerouac) 等的溫床。彼時的社會氣氛相當保守,很多大學畢業的精英,也不想投入意識形態主導的社會,情願離「群」創作,不被冷戰奪去自由意志。同樣遭主流社會排斥的,除了是這群後來創作了《嚎叫》、《在路上》等偉大文學作品的「廢青」、涉嫌親共的藝術工作者外,還有同性戀者群體,即《卡露》的兩位主角。

卡露到丈夫雙親家中聚餐,言談間他們打探卡露的「病情」,背後的電視正在轉播的恰巧是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的總統就職演講。這位兩任總統軍人出身,曾任哥倫比亞大學校長(即前述兩位「廢青」作家的母校),一貫右翼作風,強調共和黨人的「家庭價值」,除嚴打共產主義外,對同性戀者的打擊亦不遺餘力。1953年4月27日,他曾大剌剌向同性戀宣戰,下令禁止同性戀者在聯邦政府擔當任何職務,連接受政府外判工作的公司也要嚴格執行,更鼓勵聯盟國跟他實施此政策。更可惡的地方是,他利用群眾「恐共」(Red Scare)的情緒,煽動他們形成「恐同」(Lavender Scare)的氛圍。

艾森豪威爾聲稱同性戀者會因為道德上的缺失,被冷戰國家的特務機關抓住痛腳,利用他們為鐵幕國家進行間諜工作,因此同性戀者也就是潛在叛國者。道德上的缺失──正是卡露的律師不斷提醒她要小心的地方(有趣的是向來與艾森豪威爾不和的麥卡錫卻不認同總統的論調。之後很多權威性文章指出,麥卡錫是同性戀者)。後來,艾森豪威爾對同性戀的態度變得開放,1957年提出一系列平權政策,恐同的氣氛才慢慢消弭。不過,這舉動看來只是權宜之計,是為連任總統爭取選票的政策,曾經反同志的美國總統參選人希拉莉今日的忽然轉軚,歷史原來早有先例。

小說《鹽的代價》在1952年推出時曾售出超過百萬本,哄動非常,因為作者派翠西亞海史密斯(Patricia Highsmith)突破了同志小說的常規,給一對同志戀人一個美好結局。 希恩斯亦尊重原著,編排泰蕾絲回心轉意,多給卡露和她一個機會,卻同時在細處着手,輕輕地為時代立下註腳,提醒觀眾,生命中最能見證「愛」的時刻,是共患難之時。面對後來的挑戰,她們可以安然共度嗎?我相信,她們可以。

撰文:嚴尚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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