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1月14日

簡仲威 教研陣地

TSA隱含的管治意義

就全港性系統評估（下稱TSA）所引發的討論，眾說紛紜。有家長組織要求教育局澄清TSA的方法和影響；有傳媒邀請議員試做試題證明它的程度有多艱深；有小學校長明指該數據是設定學校存廢的指標；有教育政策研究者對它的深淺程度有所懷疑。勿論觀點如何，重要的是梳理TSA所隱含的管治意義及其為學校生態帶來的影響。

TSA以小三及中三學生在核心科目上的紙筆評估，計算全港學生的表現平均值，從而制定「達標」或「不達標」的標準，目的是反映一所學校對學生表現所作的貢獻。由於TSA的報告以學校整體學生為單位，當學生達到全港的平均值時便是符合預期的水平，相反，學生低於全港水平時，就反映了該校學與教的某些不足。

這種「達標」、「不達標」實際是以企業管治的思維和模式來判斷教育成效，與上市公司向股東交代周年業績無異。更甚是這客觀標準在學校之間是衡量公帑合理使用的原則。

學校既不是企業，卻受困於經濟效益和工具理性掛鉤的TSA之中。任憑教育局的三不原則：（一）不會影響升學；（二）不作學生排名；（三）不用試前操練，學校為了迎合市場的期望和需要。管理人員對這客觀產物都有強烈的反應，（一）不斷增加教時回應學生需要，加強訓練，爭取比高於平均值更好的表現，取悅家長；（二）學校忙於數據分析和跟進檢討，使教師難於專注教學，對學與教生態乏善足陳。

教不聊生

平均值不過是「問責」、「成本效益」和「品質控制」等管理主義的產物。「低於」或「高於」標準對教育生態造成極大的殺傷力；對學校文化構成很大的衝擊；對教師的束縛愈來愈大；對學生的壓力愈來愈重。它不合理地把學校和教師變作流水作業的工具，投入過分的空間和資源，建構學生「低於」或「高於」的平均值的過程。

辦教育恍如企業營運，達標正如Max Weber指「現代社會總邁向一個理性化的過程，將一切事物變得可計量，而失卻其真正意義。」校長管理如CEO管理大型企業，以發展和問責為本；教師教學如top sales般扭盡六壬提高銷量。總之，TSA在發展和問責的潛規則下，學生、家長、教師和學校所經歷的災難是必然結果。

簡仲威_香港教育學院教育碩士、中學教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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