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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7月14日

吳雄 焦點人物

中學念本地左校 黃浩義香港經歷文革

香港人習慣把鬱悶埋藏於心,用銀紙、股票撫平內心的傷痕。說起傷痕文學(內地以文革時期知青為題材的創作),都會想起盧新華的《傷痕》、莫應豐的《將軍吟》;傷痕電影更深入民心,《芙蓉鎮》、《山楂樹之戀》、《歸來》無不賺人熱淚。不過,香港六、七十年代也經歷過文革,為何沒一套電影講述那段歷史?答案自然是這樣的題材被視為票房毒藥,但黃浩義親身經歷了左派學校內的文革風潮,他明知困難重重,也要將那段歷史公開。

香港「舞台劇之父」黃浩義長居上海,偶而回港為這片鄉土澆上一瓢清泉,其中一瓢是2013年8月拍成的電影《紅色的迴廊》(Red Passage)。奈何劇本早在2009年已寫好,先遇上資金、取景的困難,後遇上政治熱帶氣旋帶來的狂風暴雨,至今未有發行商願意放映。「如此題材敏感的另類電影,又沒有明星壓陣,難怪發行商無論從商業和政治角度看,都顯得猶豫。」黃浩義說。

他對香港電視、舞台劇、電影都有很深的了解,很多事了然於胸,「有時是要靠藝術創作去冒險的,不能靠做生意的。」《紅色的迴廊》去年10月在亞洲電影節放映過,但遇上佔領運動,連他自己也擔心兩面不討好,「我不想別人說我抽水,事實上寫劇本時社會沒那麼撕裂,我更不想被人覺得是政治宣傳。」因此,他一直不積極把影片上映。

他的想法很簡單,就是透過文革時期在左派學校的經歷,讓社會了解那段歷史,「大家都同情內地的知青,但香港那個時代也有類似的人,他們浪費了自己的人生,至今不敢、也恥於面對過去。」黃浩義希望當年的左派同學能走出陰霾,先面對過去才能走出新天地。事實上,香港是七彩的資本主義社會,在學校裏卻是紅色世界,當年十幾歲的小孩身心怎不受摧殘?

親歷嚴重矛盾

片中男主角從官校轉到左校,他就是黃浩義本人。「當時覺得很矛盾,根本分不清是內地還是香港;學校外是一種意識形態,學校裏卻是另一種意識形態。」當年黃爸爸和很多人一樣看好共產中國,認定會提前收回香港,於是把他送去紅色教育的世界。別說意識形態,就是街頭看的是長髮、喇叭褲,學校裏卻是青衣藍褲,想想也嚇人。

「早上讀《毛語錄》,叫毛主席萬歲,然後唱《東方紅》,林彪副主席身體健康……當時主要學習毛澤東思想,唱革命歌,讀的也是內地文革時的文章。」最令他難以適應是每周的班會環節,一個12歲的小孩子,竟要自我檢討,還要批評同學的不是,「說說這一周有什麼事沒依照偉大領袖毛主席的指導。」別以為無不足之處就是好,有不足之處就一定捱罰。

「總之無嘢都要搵嘢嚟講!愈講得自己有問題而又感人便愈好,不然會覺得你沒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要是把檢討書寫得好,老師看過會在班上讀出來,寫得好的還貼堂。你不說呢?最怕老師和同學指出你的錯,然後他們會一起批評你,所以好歹先自己檢討,人家反而會覺得你思想有進步。」在那種互相檢舉的關頭,不光人性變得醜陋,還極盡虛偽、狡詐之能事。

片中兩位女學生是男主角學習的對象,她們都是從左派小學升上來的。「她們表面上很積極,是那種100%懂得如何玩這場遊戲的人,也明白文革是什麼,所以在學校令人覺得很前進,但在學校外卻不同。一個背景良好,爸爸是67暴動帶頭人還坐了監,是那種反英抗暴的優秀分子家屬,特別受到學校信任。」難怪不少左派人士在97回歸後獲厚待,但家人是否愛國卻令人狐疑。

「另一個是很縮骨的,很懂得在夾縫裏生存,永遠能躲開學校的批評和處罰。這個轉校生從她們身上學習如何生存下去,但如何生存看你如何選擇,你要生存下來就變成她們,你不想生存就變成異端,結局很發人深省。」可以想像,黃浩義當時的環境有多糟糕,內心的掙扎和目睹的人性醜陋,與內地知青沒任何分別。記者不禁問他何時才真正醒過來?他苦笑:「我介乎清醒與不清醒之間。」此話怎講?

「當個人人性受到壓抑時,當你企圖融入他們的隊伍時,發現不被接受時就會醒,所以我說一直在醒與未醒之間。他們一般是勞工子弟學校讀上來的,對政府學校轉過來的人投以怪異眼光,被長期的孤立你會黐線的。香港是一個注重個人意志的地方,不是集體意志的社會。你去到那裏遷就不了,『劣根性』就出來了,資本主義的劣根性也就出來了。」他帶點黯然地說。

面對奇特歷史

他在那種情況下飽受批評,因他沒有左派學校的根基,根本不懂得如何做「黨的好孩子」。「當你一受到排斥自然而然就醒了。你會發現只要做錯一件事,你的下場就很慘。我有什麼錯呢?街上的人都那樣!」更糟糕的是他的舊朋友拿他的左仔身份來取笑,「喂!唱首紅歌來聽聽!」另一方面學校也會懷疑他與受資本主義荼毒的朋友來往,會不會把外面的細菌都帶進校園?

黃浩義希望以過來人身份,把這段真實故事告訴社會。不過,在這個撕裂社會,拍攝過程遇到很多困難。「我不找明星,因為他們扮十二三歲的小孩,還叫革命口號很核突,所以寧願找那個年紀的學生。」

好不容易找到學生,還要告訴他們當時的歷史。學校更難找,在最後關頭才找到,「一回要拍政府學校,於是在校門掛上英國旗,結果校長急了:『我不反對你們拍,但這裏那麼多內地遊客,手機一拍放上網就麻煩啦!』」

結果,黃浩義去另一地方拍英國旗再把畫面合併。雖然拍攝在暑假進行,但傳媒竟找上門訪問他。「我問上門緣由,他們說有人投訴我們搞洗腦教育,因為我們在校門貼滿毛澤東萬歲等口號,結果招來投訴。」拍完輪到發行商難找,「當時(佔領運動期間)香港社會猶如水滾,所以我們很低調,連亞洲電影節的記者會也沒參加。我不希望被人覺得在抽水,可能有人批評你反政府,也有人懷疑你背後收誰的錢,那就冤哉枉也了!」

黃浩義的心意在黃藍交戰的環境下被忽略,外國的電影節卻旁觀者清。「洛杉磯市政府頒發保護本土文化電影獎給我們,他們覺得這是一部粵語片,而粵語在當地是第四大語言,加上講述當時殖民地的文化,他們覺得這套戲有保育功能。」香港人看完這套片晃然大悟,「很多人看完問我是不是真的?香港發生過這種事?也有人說是不是在諷刺時弊?」讓他哭笑不得。

「任何一個香港人,對這裏都有一份感情。香港是我們的根,我們看着這裏變遷,見證了其中的歷史。如果我們不透過電影和戲劇告訴世人,人們根本不能了解當時的心理狀態,這些不是相片或文字能構成的畫面。不要把這套電影看成政治性,而是思想性。我是親歷者,當年付出青春和前途的人,應走出來面對歷史,找回自己的人生。」

黃浩義很同情那班左派學校的學生, 「當時沒有任何物質和利益,都是勞動階層, 或者思想進步的知識階層,他們懷着對祖國的期望,希望為國家建設出一分力。有的人賣掉一切回國建設,中學生則不考會考,只能在國貨公司工作。」最悲慘的是文革夢醒,他們不但犧牲了前途,也不想提不光彩的過去。「但只有他們愛國嗎?當時愛國有好幾十萬人,他們沒有任何回報……」

政治改變思想,思想改變命運,黃浩義中三就轉校,開涼茶舖的父親總算及時轉軚,才有了今天的舞台劇之父。

撰文:吳雄

攝影:陳縱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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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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