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3月3日
雨傘運動之後,不論對這場運動持什麼立場的人,大概都會對香港的前景不感樂觀。一方面,人大決定不動如山,政改方案難望通過,因政制缺陷而衍生的惡果依然困擾香港;另一方面,更令人擔憂的是特首梁振英完全無意化解社會矛盾,反而在《施政報告》再點火頭。
儘管財政司司長曾俊華比梁振英好些,至少願意認識雨傘運動反映和衍生的問題,然而《財政預算案》一如以往偏重「派糖」,沒有任何長遠政策或社會投資去處理正在發生的社會問題。
香港其實不是沒有轉危為機的經驗。1967年香港爆發六七暴動,從5月初到10月,香港左派由發起罷工和示威,演變成使用槍械和炸彈的暴力行動,導致包括示威者、警察和市民共五十多人死亡。可是,香港在六七暴動之後,社會不但沒有繼續撕裂和沉淪,反而逐步躍進,原因是當年的港英政府肯認真研究暴動的起因和反映的社會問題,然後改變管治方針,推出重大的政策和投放巨額的資源做社會投資。
由於暴動由工人發起,時任港督戴麟趾認為有必要改善勞工的狀況,因此修訂勞工法例,賦予工人更多權益,例如規定每天工作八小時、每周四十八小時的工作制;准許女性職工享有產假;設立勞資審裁處處理勞資糾紛等等。此外,戴麟趾深感暴動反映官民溝通不足,於是暴動後一年即推行「民政主任計劃」,把港九劃成十區,每區設民政處及民政主任,收集民意,接受投訴,並向市民提供諮詢服務,以改善官民關係。
更重要的,是年輕人參與暴動,反映年輕一代對社會的不滿和面對的困難,港英政府亦意識到提升年輕人的質素,不但有助改善他們的處境,亦有助社會穩定,於是1970年宣布推行六年強制義務教育,為香港普及教育的起點。繼任的港督麥理浩,則在這些基礎之上再大力發展,例如大規模興建公屋,並把強制義務教育增加至九年等等。
香港從七十年代開始有突飛猛進的發展,並且建構一個和諧的社會,這些重大的社會投資是關鍵因素,也是造就今天香港成功的基礎。
從持續時間和嚴重程度來看,雨傘運動均遠遠不及六七暴動,但相信沒有人會期望社會狀況會像六七暴動之後會谷底反彈,反而覺得會進一步惡化,原因是特區政府既迴避問題,更不斷製造對立—梁振英在《施政報告》隻字不提雨傘運動,忌諱至當作什麼事情也沒發生,還指摘大學生發表的一些原本少人留意的文章和刊物;曾俊華則在《財政預算案》循例「派糖」,卻沒有提出政策解決已知的社會深層次矛盾和積弊。其實,以香港今天的富裕,在退休、醫療或教育等方面做一些長遠和大額的社會投資,應該是不難之事,故非不能而實不為。二十一世紀的特區政府,看來真的比五十年前的殖民地政府更不濟。
立法會(法律界)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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