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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27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文化的跨境錯解

春節前本欄兩篇文章引起一些迴響。迴響者,或者旨在維護學術自由,或者焦點在於港大副校長的委任。不過,這些都不是筆者的原旨。筆者有興趣討論的,而且是更加根本的,是各式各樣的推理所得出的結論,是否與現實吻合。近來中央電視台在播放《歷史轉折中的鄧小平》,裏面經常提到「實事求是」與鄧小平的名言:「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作為打破文革思維的關鍵。看香港的問題,也難以有其他的標準。

在香港問題上的跨境錯解,有兩種可能。一種是陰謀論所致,即把看得到的鳳毛麟角,統統盡量往陰謀論的框架裏面塞;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結論一定是反映預設的陰謀。另一種可能,是沒有注意兩地的文化差異,因此對於事情做出了不符合現實的判斷;由於基本的假設錯了,推論就一直錯下去,雖則原來並非有敵意。在內地看香港,在香港看內地,都會有同樣的錯解。

分配工作與自由擇業

這裏舉幾個有關教育的例子,讀者也許就更加明白何所指。

1984年,訪問了教育經濟學的「教父」Mark Blaug(當年在《信報月刊》登過訪問記),其中提到,他應邀訪問中國。他對大學生的就業問題特別感興趣,曾經有一篇關於印度大學生失業問題的經典文章。

他問傳譯員,中國的大學畢業生是如何找工作的?傳譯員向他解釋了非常複雜的「分配」過程:每年一度,所有大學的代表、政府各部門的人事機構代表,集中在北京開會,完成非常細緻的對口分配方案;代表回各自的單位,落實到每一個畢業生的具體計劃。Mark Blaug給她弄糊塗了,表示很難想像如此大的國家,竟然可以如此細緻地計劃每個畢業生的去路。

傳譯員回過頭問他:「那你們也是如何搞『分配』的?」Blaug說:「我們沒有分配,是畢業生各自找工作,用人單位各自聘人。」這次輪到傳譯員給弄糊塗了:「就那麼簡單?不是會很亂嗎?真是不可思議。」

中國以前有句話:「存在決定意識」。人存在的特定環境與條件,會讓人有某種特定的思想意識。習慣了畢業生自顧出路的Mark Blaug,無法明白為什麼需要政府下那麼大的工夫去為畢業生安排工作;而習慣了「工作分配」的傳譯員,自然也很難明白,成千上萬的畢業生,如何會一一對應落到成千上萬的工作崗位。

回顧中國,「包分配」(即保證每個人分配到一個職位)的概念,是經過了一個漫長的過程,才過渡到目前的畢業生自謀職業。開始的時候,「不包分配」是貶詞,「不包分配,讀來幹嗎?」開放改革,逐漸有了公營機構以外的職位(如「三資」、旅館),才有畢業生嘗試不要分配。那些職位,因為不是國家分配的,沒有保障,高風險,但是高收入,但也只有最勇敢的畢業生才敢嘗試。

學校也不習慣,開始的時候,離開「分配」體系的,叫做「不服從分配」,有些地方還要罰款賠償才能放人;意思是「你糟蹋了國家的培養!」後來,不受分配的比例愈來愈大,於是出現了畢業前的「雙向選擇」,即用人單位到學校擺個攤位,與學生自由洽談。一段時間,實行「計劃內」招生來的「包分配」學生,與「計劃外」招生來的「不包分配」學生,「雙軌」並存。1997「並軌」,全部學生不包分配,「包分配」成為歷史。「分配」(assignment)由「就業」(employment)代替了。

即使如此,「分配」的影子仍然若隱若現。近年,畢業生失業成為社會隱憂,政府因此關心畢業生就業率,院校於是又覺得應該為畢業生找工作。當然,那與人力規劃已經沒有直接關係。

從「分配」問題的演化,可以看到幾點。第一,社會現實與社會意識是互為因果的;有了「分配」的現實,就有「分配」的意識,就會不明白沒有「分配」的世界。第二,社會現實的變化,促使了社會意識的變化。因為市場經濟的需要,計劃經濟概念的人力規劃就需要變化,分配的意識就會逐漸消亡。第三,社會現實的變化往往比較快,社會意識的演化過程卻比較緩慢;到了今天,很多內地的年輕人也許根本不知道什麼叫「分配」,但那是出現勞動力市場幾乎三十年以後的事。

全面組織與自由互動

從以上關於「分配」的例子看,也可以觀察到,中國是一個組織得很全面的國家。作為一個十三億人口的大國,政府卻可以調度全國性的例如「分配」如此龐大的運作,這是外國人無法理解的。用西方「陰謀論」的角度看,這是「控制嚴格」,香港人也會如此看,因為我們沒有這種現實的經驗。用內地的社會組織的觀念看,像香港這樣的自由互動的社會就是「雜亂」、「自由主義」、「沒人管」。

換一個角度,用文化差異的視角來觀察,又不一樣。文化視角的基本點,就是人類社會都會面臨類同的問題,都要發展;但是由於長期隔離,各個社會逐漸發展出一套自己內部認同的理念、假設、準則與習慣,也就是該社會的社會意識。這樣的意識,在本社會裏面,大家會覺得行之有效,理所當然,不須存疑。但是同樣的理念、假設、準則與習慣,從另一個社會意識的視角看,卻會覺得看不慣,甚至認為是不應該、不可能、不能忍受的。那就是文化的跨境錯判。內地看香港,香港看內地,都會有這種情況。因為是在「一國」之內,更容易在「兩制」之間互相錯解。

一國兩制與跨境錯解

另一個例子。內地的大學,學生宿舍都是按專業、按年級共住的。若干年前,內地某大學準備效法香港,學生宿舍「混住」。就有原來非常開放的學者,說:「不行的!一定會出亂子的!」我一直不太明白。最近接觸一所985大學,新校區準備文科與理科的宿舍毗鄰,作為一項改革,說是讓文理學生多點機會接觸。

為什麼不乾脆混住呢?他們說「會很不方便」。回來問問內地來的朋友,才明白,原來假如是物理系的宿舍,輔導員也是物理系的人員,有什麼指示、措施,都是物理系管的事,假如「混住」,就變成無法釐清管理關係。在內地的現實看來比較難以改變的事,我們從香港的現實看來,卻非常簡單,因為我們不生活在內地的現實;而生活在內地現實的朋友,也不容易明白香港的事。

最近的例子,是港大學生會競選,其中一個閣的閣員,「被揭發」是共青團員。稍微了解內地的朋友都知道,內地的高中生很少不是共青團員的,要是來自不錯的名校,更不會不是共青團員。那是內地組織學生的常態,何來「揭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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