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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3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萬般皆下品 惟有政治高?

上周論及港大法律學院陳文敏教授受到一些報章的批判,收到了朋友們前所未有的反饋。有兩張報紙引述,曰:「程介明撐陳文敏」。非也!第一,筆者與陳文敏雖然稔熟,卻沒有私交,不存在「撐」的問題;第二,說「撐」,隱涵着有「撐」與「批」雙方的鬥爭。這不是筆者的框架。

筆者早就遠離了「鬥爭」框架,即以為世界上一切意見的差異與分歧,都是某種鬥爭。「鬥爭」框架,也許是批判陳文敏的報紙的基本意識:「站穩立場,把敵人往死裏打!」因此筆者的文章也許便被看成是在「維護敵方」。《蘋果日報》也是同一思路,甚至給筆者冠以「親建制」的頭銜,隱意是「連親建制的程介明,都在撐民主派的陳文敏!」 在鬥爭哲學裏面,只有敵我兩方,非黑即白,很簡單。

就事論事與政治推理

在筆者來說,也很簡單:符合事實的就同意,不符合事實的就不同意。筆者的目的,不在於打擊誰、維護誰,那不是筆者的界線,界線在於與事實是否相符。主題是思維方式:同樣的事實,用不同的思維,就會得出不同的觀察與結論。這是分析社會事物的基本常識,所謂多視角觀點(multiple perspectives),但是,這並不表示用隨意的方法,隨意地做出結論,都可以成立,只有符合事實的,才是可以接受的結論,才會是合理的思維方式。

像港大法律學院,到底是否在搞政治活動?這是很容易可以觀察得到的,只要隨便問問學院的教師與學生,就會知道。法律學院的教師與學生,在佔中期間就統統不務正業,都去支持佔中嗎?這也是要經得起事實的考驗的。院長有可能發動學者去搞政治嗎?陳文敏與戴耀廷,就不斷在密謀嗎?陳文敏有權力參與選拔繼任人嗎?等等。每一個環節,都需要有事實的支撐,但是假如每一個環節都是以政治劃線,以猜想代替調查,以推理代替事實,那就不難得出純粹政治性的結論,再放在黑白分明的棋盤上,就變成是非批判不可;但是,「驚回首」,原來與事實已經是離得很遠很遠,再根據如此的結論來決策,就會錯判形勢,得到與預期相反的效果。

政壇人物與尋常百姓

是與非的劃分,可以有兩種思路。一種思路的注意點在「事」:就事論事;同一個人,「是」的時候就同意,「非」的時候就反對,因此有「不以人廢言」、「言者無罪,聞者足戒」等等。相反的思路,注意點在「人」:先把人劃分,「親」我者總是對的,「仇」我者總是錯的,從這樣的角度去認定、尋找、分析人的行動與言論。以後一種思路看前者,那是沒有覺悟,沒有警惕性,「敵我不分」;從前一種思路看後者,那是「上綱上線」、「政治掛帥」。

純粹地用政治界線來把人劃分,就會離開事實愈來愈遠,還因為人原來就不是純粹的政治動物。或者說,純粹按政治動機來說話和行動的,是極少數的政客、特務,或者所謂極端分子。佔中出現以後,為什麼會出現「撕裂」?本來是好好的朋友,為什麼會「unfriend」?甚至家庭之中、夫妻之間,為什麼都會鬧得臉紅耳熱?看深一層,香港的大多數人平常是毋須作政治表態的,認真的政治論爭,也局限在少數的政治場合、政治人物;即使在政治問題上表了態,沒有所謂「正確」與「不正確」,只有「合理」不「合理」,或者是決策的過程是否合理;在一個問題上如此表態,在另外一個問題上又可以說另外一種表態。不論如何表態,都不會遇到壓力或者懲罰。「接受分歧」(agree to disagree),被認為是一種高境界,對於香港人來說,這是香港社會的常態;對許多人來說,也是香港吸引人的地方。

從內地習慣的政治視角看來,這是香港人政治麻木,對周圍的政治鬥爭懵然不覺,也就是沒有「政治覺悟」;又或者以香港政客的視角看,是香港人政治「冷感」。

即使沒有佔中,社會上也常有關於是否把事情「政治化」的議論。生活在政壇的人,一定會覺得「政治化」難免,因為他們的思想框架,就是「政治」,他們自己也是生活在政治之中,每一件事,都不過是政治的側面。

不是生活在政壇的人,他們的感覺會很不一樣,也許會對某個政策、某個事件有自己的看法,卻會覺得很多事情其實與政治沒有關係,會覺得很多事情都是勉強地套入政治的框框,冤枉地引進了政治色彩的討論。因此,他們會認為,這些事情的政治化是不必要的,是有害的;因為沒有觸及事情的核心,不會解決真正的、並非政治性的問題。筆者相信,這是絕大多數香港人的心態。

佔中的出現,幾乎每一個人都被捲入論爭之中,對於從來毋須在政治鬥爭中「站邊」的港人,這是一種突如其來的、毫無心理準備的浪潮;作出反應的時候,就會忽然發現,原來周圍的人,想法竟然可以如此分歧。在一個不習慣於政治討論的社會,在一個沒有意識形態共識的社會,就顯得很不適應。驟然發覺,原來只是作為談資的討論,竟然會變成截然的立場對立,而且似乎要對劍拔弩張的現實社會承擔責任。這對香港人來說,是前所未有的政治負擔。

政治劃線與飄忽界線

以政治劃線,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政治界線往往是隨着時間與環境而變幻的;假如以飄忽的政治界線來劃分人物,就會令人覺得不可捉摸,就會產生不必要的恐懼。就以陳文敏的例子,他對民主的追求,可以說是法律界的基本特徵;民主與法治是孿生兄弟,沒有民主的地方,就不需要法治。他的民主觀念,來自西方,一點也不奇怪;我們在香港長大的,民主觀念都是來自西方,就像孫中山一樣。

事實上,香港人對於西方(如英、美)的民主,其優點與缺點都不是看不到的,但是另類的民主觀念,到底是什麼?恐怕誰也說不上。或者說,香港的民主模式會是怎樣的?恐怕誰也答不上。即使在中國內地,到底民主應該朝着哪個方向發展,恐怕也是在摸索與演化之中。他的民主派傾向,是一貫的,不是因為佔中才有的,更不是衝着中央的8.31決定而來的,為什麼以前沒有受到批判,現在忽然要受到批判?

因此,上周提到的政治推理思維,不只是把事物放在政治的顯微鏡下,純粹從政治角度來下結論,而且是因應政治「鬥爭」的需要,界線是可以隨時變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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