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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1月16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香港學校的三個來源

學習是人類的天性,自從有人類,就有學習,教育卻不一樣,應該說是成人為孩子設計的學習。中文字很有意思:「學習」,「學」與「習」都是學生的活動;「教育」,「教」與「育」都是成人的活動;其他文字也大致相同。教育,也是人類社會很早就有的,而且很早就超出了一般動物的求生技能,而含有許多社會因素;學校,則更是人類社會很後期的事。

記得從小就聽家父說過,他四歲在揚州讀師塾,一開始就是念《三字經》、《千字文》,學握毛筆寫字,其實只有幾個有親戚關係的學生;老師,是幾個家庭請來的老先生。學生每天的活動是背誦,學生背誦,老師在打瞌睡,學生偷看他手中的書本他也不知道,還乘他睡着,在他的瓜皮帽頂掛一個紅紙圈。有得念師塾,當時幾乎是一種奢侈;祖父早逝,父親家貧,是世代名醫的姑丈照顧,才有得念書。那是1920年代的事。

後來聽人家說,「世道變了,現在要進學校了!」託人說項,進了當時已經出名的揚州中學念四年級。祖母靠替人洗補過日,每年帶着父親到親戚家懇請資助學費,還只能念到初中一就輟學了。當時聽來,只是陪着家父唏噓惋惜;現在想來,正好說明當時的學校,是付得起學費人家的專利,是少數人才有的學習經歷。與後來的「全民」、「義務」、「強迫」教育,不是一回事。

古代科舉:擇優選拔官員

從人們的概念來說,那時的學校,也許不過是古代科舉的替代。科舉的唯一目的(唯一!),是選拔官員;對個人來說,念書是仕途的入門;念好書、當上官,是社會上升的唯一門路。1905年取消科舉,除了當官也有了其他社會上升的機會;那時的學校,雖說還是為了培養少數精英,選拔和上升的門路,除了當官……還是拓寬了。進學校的人,到底要比有機會念師塾的要多得多;但是與後來的全民性質的系統化的學校,還是很不一樣。

在華人社會,不管是中國的大陸,還是境外的台灣、香港,人們重視教育,已經是理所當然、不必解釋的「文化」傳統。這種教育文化,隨着科舉的傳播,也延伸到受過科舉影響的韓國、日本、越南。這種文化傳統,一方面,可以解釋為什麼華人社會的教育理念和成果,往往比其他文化來得扎實(例如PISA的成績)而深厚(有德育的內涵);但另一方面,也是1600多年以來科舉的深刻影響:為了孩子的前途,家長可以不顧一切、甚至不擇手段,要孩子進入名校,但求孩子「出人頭地」。

香港的家長,雖然比起內地與台灣的家長要西化得多,很多家長本身就是受西方教育的,但是子女的教育依然是家長心目中的頭等大事,只要是涉及子女的教育,家長就會竭盡所能,義無反顧。從好的角度看,學生的勤奮與好學、輕先天而重後天、家長與學校的承擔,對教師的尊重(相對其他文化而言),都是香港教育文化的特點。

香港的學校文化,基本上是家長和社會的教育文化的反映。香港沒有科舉,但是科舉的歷史影響,深深地影響着我們的學校,這可以說是香港社會的教育理念與傳統的一個來源。科舉的影響,是深刻而長遠的,不是個別學校的意願可以輕易改變的。

英國公學:培養精英紳士

香港早期的學校,比較有規模的,成為家長擁戴的,是「官立」學校(如中央書院,後來的皇仁書院)和教會學校(如聖士提反書院,後來的聖保羅書院),都可以看到英國「公學」的影子。英國的公學,開始是由於英國殖民地幅員廣闊,大批精英的官員和商人都在外地工作,留在本土的子女需要精英的紳士式教育,因而在英國本土出現了「公學」(Public School),後來英國的的寄宿學校、文法學校、獨立學校,可以說都是傳承了「公學」的傳統;現在美國和澳洲的私立精英學校,也大多師承英國公學。

香港最早的名校,與英國的公學頗為相似,科目是廣泛的,是真箇的「文中有理、理中有文」,不論是文科還是理科學生,文、史都是必修;也與英國的「公學」相似,非常注重課外活動,音樂與體育尤其是幾乎要人人參加;因為辦學理念裏面,音樂與體育是陶冶性情、培養群體意識的關鍵項目。背後的理念,則是培養社會領袖(完全不是全民教育的概念)。

全民教育:製造人力資源

與英國的公學相似,除了極少數,香港早期的名校,都是教會辦的,但卻不是人們相傳的「貴族學校」,反而有不少專門吸收窮家子女,雖然其目標還是培養社會的精英。

與英國的公學不一樣,香港早期成立的、教會辦的、比較出名的學校,並沒有保持私立的地位;相反,這些學校是政府在官立學校之外,首先加以資助而納入公立學校系統的,是為「補助學校」(Grant Schools)。補助學校成為「政府給錢,團體辦學」香港特有的公帑辦學模式的先行;1970年代發展起來的「津貼學校」(後改稱資助學校)大概都是這個模式。

不止如此,香港的資助學校大致都是跟隨「補助學校」的辦學模式,強處是着重課外活動。至今,每一所一千人左右的中學,有三四十個學生活動組織的,算是平常,五六十個是常見的。外地人看來覺得很不尋常;況且不同程度地,都相當着重學生自治。弱點是雖然已經普及教育,精英教育的模式依然。

另外一個有別於英國「公學」的,是這些「精英」的教會學校,大都在本地文化生根,因此都在教會的宗教教育以外,有明顯的德育部門。一般比較大的教會,都是把辦學作為社會服務,是廣義的弘揚宗教,不會把傳教作為辦學的主要目的。

有了這兩個來源,香港學校的第三個來源:工業社會的以製造人力資源為主旨的學校模式,在香港沒有徹底地出現。筆者曾經舉一些例子,此處不贅。以英美為主流的現代公立學校制度,近二三十年來危機處處,其基本出發點是一個主要根源;與時代脫節而不自知,是危機循環出現的主因。

香港的學校制度的發展,既是工業世界經濟掛帥的一部分,但又沒有全部擺脫科舉的競爭與擇優文化,而且因為英國公學的淵源而沒有完全淪為加工勞動力的機器。因此,面對新的後工業社會,香港的學校制度,面臨着與其他地方很不一樣的任務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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