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21日
最近香港出現了幾件事,都是與大學有關的。裏面有關的一些理念與原則,也許不是一般的社會常識。當然,各地大學有各自的文化特點,即使同一地方,大學也各自有本身的特色;對於一些問題的處理,也會因校長或者學校風格而各異。不過有些基本的原理,也許還是大學以外的讀者應該知道的。
先說一段與目前的香港沒有關係的故事。日佔時期,香港大學有不少教授與學生被關到赤柱集中營。近年發現,當年在集中營裏面舉行過教務會議,有會議紀錄,還舉行了考試。這件事對許多人留下了難忘的印象:說明雖然被關在集中營,而又不知道戰爭何時結束,但是大學沒有因此而停止運作。更深刻的是,很多人會想像,集中營裏面,一定是愁雲密布,士氣低落;或者是同仇敵愾,密謀反抗、叛逃之類。相信這類活動一定會有,也有其他的記載;而也有教授與學生逃離了香港,到西南「大後方」抗日。但是大學不能停,這是一個多麼神聖的使命!
那背後有一個理念:大學是長遠的;相對來說,戰爭是短暫的,不能因為短暫的戰爭而窒礙了大學的永久前途。所以無論條件如何困難,都要盡量讓大學運行下去。
大學運作 神聖使命
其實,放大一點來看,抗日時期幾所著名大學在昆明合併辦學的西南聯大,也是在戰爭之中,盡量保存大學和學術的生命力。而且就在這種情形下,後來出了中國的兩位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當然,西南聯大設在沒有被日軍佔領、較為安全的大後方,與香港的集中營,情況很不一樣,但是重視長遠學術生命力,理念是一樣的。
最近香港發生前所未有的政治亂態,在種種濃郁的政治氣氛之中,大學其實也同樣是要抗拒短暫的政治浪潮。捍衞大學的學術領土,維護學術的生命力,也是香港的大學的神聖使命!
「佔中」發生以來,有捐贈者高調宣布不再向大學捐贈,也有高調拒絕接受大學的榮譽學術勳銜。根據報章簡單的報道,大致是認為大學的學術人員帶頭「佔中」,大學的學生領導「佔領行動」,說明造成「佔中」種種社會亂態的,都是來自大學,因此要表示對大學的不滿、反感、不支持。
這裏有幾點也許是很容易令人糊塗的。
香港的大學,與許多世界前列的大學一樣,是向社會開放的。或者明確地說,香港的大學,不是一個有圍牆的禁區,也基本上沒有進出嚴格的「校門」。以港大為例,常常有內地甚至台灣的訪客,問:「能否拿一本你們的校規看看?」筆者的回答是:我們沒有香港法律以外的校內法律。
香港大學的確有一個紀律委員會(Disciplinary Committee),按個案設立專責小組,那是針對學生犯事的;而所謂犯事,基本上是學術犯規,例如抄襲、作弊、作假,經過嚴密的審查過程,假如證據確鑿,最嚴厲可以開除學籍,但是甚少發生;其他則是例如損壞公物、圖書,最高的懲罰也許是罰款。假如有刑事成分,就會交給警方。假如有學生在校外犯了法,在法庭上經過審判甚至服刑,大學沒有一個意圖要二度審判,一般不會加上社會法律以外的懲罰。
學生紀律 止於學術
總體來說,大學對於學生,不是一個「我管你」的關係;反而,大學的「學生事務」,性質是想盡辦法營造一個有利於學生學習和生活的環境。學生是年輕的成年人(young adults),這裏面也許是大學的基本理念(不過,學制改革以後,部分學生入學時達不到18歲,學校需要擔任一部分「監護人」的角色。那是新出現的問題,此處不贅。不過原則也沒有變化)。
許多內地的朋友不明白,他們會覺得「學生是要管的,不管不會亂嗎?」這裏面有兩層答案:一、學生自治,是香港的大學幾乎所有學生組織的基本形態;也是他們不亂的原因。二、學會自治,也是他們脫離外加的規矩,學會自覺遵守社會規範的一個關鍵過程。這是一個從「你應該」走向「我應該」的過程。
這樣培養出來的學生,因為在接近自為的境界生活和學習,將來在社會上就會能夠獨當一面,就能面對無法預測的種種變遷與挑戰。但是,這樣的大學,卻一定產生向多方向發展的畢業生,而不是產生單一生活目標、單一意識形態的人物。又以港大為例,今天上層的CEO、基層的職工會領袖、泛民的主將、所謂「建制派」的領頭人物,都是港大1970、1980年代的畢業生。
這裏有一個基本的教育原理:教育,是一個塑造某種「人才」的生產過程?還是一個釋放「人」的潛能的解放過程?
關於教師或者職員,港大則有一個「投訴委員會」(Grievances Community)。校方受到投訴,也是按個案設立專責小組,以近乎法律程序的模式審理。投訴者可以是同事、學生、外界。投訴委員會處理的,一般只有「工作表現」與「學術操守」兩個方面;工作表現大致是疏忽(例如對學生)或者不遵守教學要求,學術操守則大多是抄襲或作假。假如超出了這些範圍,在審理過程中發覺有懷疑違反法律的(例如貪污),就會交予警方或廉政公署處理。對於學術人員的處理,又與行政人員或者職工不同,對於學術人員,必須有「充分理由」(good cause)才能停職或者革職;所謂「充分理由」,一般是比較極端的情形,如長期怠工、或者有嚴重的學術失德。
學術生命 社會靈魂
這些措施,最根本的原則是保障學術自由,維護學術生命力。這樣的環境下,就難免會出現許多「政治不正確」的人和事。因為政治是否正確,並不是學術的規範,因此只要是真正的大學、成熟的高等教育系統,就不會有學術以外的審判標準。絕非是為了冒犯當時的主流政治,而是因為學術的生命期,要比政治的起伏周期要長得多。要是學術的方向,也是隨着政治氣候的波動而浮動,追逐政治上的「對」與「錯」,學術就不會有長期的累積,也不會有延續的生命力。
因為「佔中」,人們看到許多不願意看到的事物與人物。這些事物與人物,又恰恰與大學很有關係,這是由於大學的思想空間很大,因此可以孕育許多出眾的人物,作出出格的事情。很可惜,人們看到的,往往是最激烈的、最矚目的事與人;此時此地,又恰恰是破壞性最強的人與事。許多默默地在艱苦耕耘的、更加出眾的人與事,就被埋沒了。假如因為一時一事而怪罪大學的開放,失去了大學足以渡過政治風浪的學術生命力,我們的社會將會失去自己的靈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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