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9月4日
人大常委會正式公報傳聞多時的政改決定,方案縱使提出「一人一票」選特首,但特首參選人要獲得過半數提委支持方能出閘,反映中央對選舉競爭要有高度控制,跟以往中央對港人曾許下的真普選承諾已有很大出入。
中央在今次的決議中,要確保在新的政治遊戲安排上沒有風險,理由顯而易見——在一個權威政體的國度,權力高度集中,人作為政治動物,自然會想盡辦法奪權和分權,中央因而每天均要面對不同地方勢力的挑戰和權力爭鬥;中央近期多次表明,以國家安全先於香港政治改革,就是害怕香港的民主創舉,過快在內地輻射至全國, 因而引發更多來自官方或民間的分權訴求。
以上的政治權力計算,不難掌握。這次人大常委會「落閘」的決定,政治現實形勢的評估當然是他們思考的主軸。在此前設下,要求權威政體放棄一點安全感來「鬆章」,似乎是一種非分之想。
鬥爭模式 複製泛民
不過,人大常委會那強勢且無情的閘能否做到零風險(即只剩下「袋住先」和「否決方案」兩種可能),而可憑絕對權力壓縮改革空間來完全掌控結果?未必,政治如天氣般的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告訴我們,在這兩種情況以外,絕對有機會出現其他可能性。這也是那些悲觀絕望的泛民人士不理性的唯一正面期盼。中央能否完全控制政治風險,只有時間能夠告訴我們。
不過,無論未來局勢如何發展,有一點可以確定的是,今次「落閘」的強硬決定,以及「落閘」前中央與建制派就政改爭議中的一系列行動,預示建制陣營未來只會變得愈來愈好戰,而且策略也會變得愈來愈多元。
回歸以來,建制派把政治角力的戰場放在正式的政治場所(form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比如立法會、區議會和不同的官方組織,還包括行政長官、行政會議和政治官員,藉此取得正式的政治力量,鞏固建制的絕對優勢。
由此一來,多年得到六成地方選民支持的泛民,在這種民意權力不對稱的政治結構下,惟有佔領非正式的政治場所(informal political institutions),即所謂社運社會(Social Movement Society)。2003年7月1日,把泛民的社運力量推上高峰,隨之而來的是更多分散自發的非政黨社運力量,如反高鐵、反國教等由非政黨人士領導的社運。
不過,這次2017年普選行政長官改革的博弈過程,似乎將改變這種政治格局,以周融為首的反佔中力量,開始懂得要在民間組織動員,使用很多以往泛民社運界經常使用的民間動員策略,如框架議題(framing issue)、爭取媒體曝光、示威、聯署,遊行、使用社交媒體等等;加上建制派經營多年的民間旅行團力量、地區票源和其豐富的資金,促使反佔中團體早前成功地引發龐大的動員數字。無論你同意與否,所謂認知就是現實(perception is reality),這個數字成為中央與建制在媒體中經常引用的民意基礎,立論變得更立體。
街頭建制 全面開戰
再者,此前的愛港力、愛港之聲和青關會等團體的出現,催生出從前沒有的激進或街頭建制派,豐富了建制派在各個政治戰線的可動用籌碼和戰略部署的靈活性。因此,在這次政改一役之後,建制陣營的民間動員技巧變得更加熟練,進可挑釁,退可以憑民意自居。
人大常委會表示,他們就政改決定曾考慮佔中可能出現的情況,而且早有準備,顯然與以往對港的反對人士有截然不同的態度。若沒有新的戰略籌碼,哪有這種自信?正正是中央與其陣營已經在各戰線作好準備。
不少評論認為,「一國兩制」已名存實亡,其實這並非什麼新觀點,以往人大釋法的例子和「兩個管治團隊」等論述,已表明《基本法》所指的兩制其實一直建築於沙礫之上。
這次政改「落閘」的決定,影響更深遠的,是建制陣營將變得更主動去開闢政治戰場,並在獲得更熟練或複製對手的動員技巧後,於正式和非正式政治場所採用多元策略跟泛民人士全面爭奪權力和民意。
在後政改時代,看來無論行政長官的選舉辦法如何更改(因為不能協調的政治利益),也改變不了兩派愈趨激烈的全方位政治鬥爭了。
作者為香港城市大學公共政策學系高級副研究員、新力量網絡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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