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9月21日

丁望 思維漫步

從台閩到東南亞 黑幫電詐發橫財

在社會生態的紀錄屏幕，一個個「荒謬」圖像的疊印，令人對道德的淪亡、狼性的囂張有百般無奈之感；疊印的持續，是「荒謬」的常態化，平添人們困惑。

電詐斂財多 數十億美元

詐騙，原是流氓無產者的江湖小技，如今竟成為大規模的「產業」，其中的電訊網絡詐騙（下稱電詐），成為脫貧和富起來的「快車道」。這種「產業」成本低、斂財多，即使在瘟疫肆虐、百業蕭條的非常時段，亦獲利甚豐。這是「荒謬」積聚出來的「奇蹟」。

電詐起源於台灣，傳播於福建和香港，擴散到長江、黃河南北，再轉移到東盟10國。這是華人吃華人的「吸血模式」，是全球華人蒙羞的社會現象，已引起聯合國和許多國家關注。聯合國近日發表報告，稱東南亞數十萬人從事電詐【表，1項】，經營者每年斂財數十億美元。

電詐案持續上升，升幅甚高。2022年9月，中方最高法院刑三庭發布電詐案數據：2017至2022年，共審結10.3萬宗、22.3萬人判刑；每年上升度：2018年71%、2019年25%、2020年40%，2021年則下降17%（財新網2022.9.7）。

電詐斂財快。2021年經官方止付的涉案金額，超過3200億元人民幣，勸回的涉案者21萬人（澎湃網2023.8.17）。

最近新加坡18億坡元（約100億港元）洗錢案及香港涉約10億港元網上理財騙案，是上述推斷的一個「註腳」。

中柬緬合作 剿電詐黑幫

電詐已成為亞洲的黑色毒瘤。中方與東盟正強化合作，9月16日「中柬聯合公報」提出「深化兩國國家及地方警察在打擊跨境賭博、電訊詐騙等執法領域的務實合作和能力建設」（澎湃網2023.9.16）。

緬甸軍政府與雲南地方當局也有清剿電詐的聯合行動。9月1日，緬北佤邦「中央事務執委會」發表文件《關於打擊和整治電訊詐騙犯罪的通知》（中執委字[2023]15號），聲稱「對電訊詐騙、綁架和販賣人口、敲詐勒索等犯罪行為始終保持高壓態勢」；「佤邦……部隊、地方公務人員一律不得包庇和參與電訊詐騙等系列犯罪活動。嚴禁……提供保護」（澎湃網2023.9.6）。

8月，中緬泰老（撾）的清邁（泰）會談決定增強聯合行動整治電詐。會談公報稱，當前本地區詐騙問題猖獗，對電詐「及衍生的人口販運、綁架、非法拘禁」的打擊行動達成協議。

8月底，印尼與中方也有聯合「收網行動」，在巴淡島捕獲的88個電詐嫌犯，來自北京、山東等地（財新網2023.9.1）。

電詐路線圖 台灣和福建

電詐的起源地有日本、台灣兩說，以後說為多。1980年代後期、1990年代初期，電詐是台灣黑幫的「新興產業」，最初靠有線電話行騙，且是江湖賣狗皮藥膏的「粗放模式」；手機流行後，電詐的裝備升級，騙術也「多樣化」。當時，有嘉義縣的黑幫頭目因斂財和洗黑錢案發，電詐案才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2004年前後，台警方追查電詐甚緊，一批黑幫逃往福建。藉通用閩南語（台語）的語言便利，在當地招攬電詐從業者，在泉州市「茶都」安溪縣傳授「技術」，使安溪從「算命村」變成「詐騙村」，民間流行順口溜：「10個安溪9個騙，另有1個還在鍛煉」【表，4項】。

順口溜帶有誇張成份，但安溪縣尤其是魁斗鎮確以行騙聞名。人口多耕地少，幹農活難溫飽，「靠耍嘴皮說好話能賺錢」。電詐斂財多的被視為「脫貧能人」，安溪縣也因電詐多而脫貧，2013年在全省重點整治貧困縣名單中「脫帽」。

轉移東南亞 首選柬老緬

2008年金融危機之後，中方追緝電詐較緊，電詐黑幫轉移到東盟，密集於與邊境接壤的柬埔寨、緬甸、老撾和越南4國，也在泰國、菲律賓、印尼築黑窩，後來再擴至新加坡、汶萊、馬來西亞。

黑幫首選柬、緬、老、越，關乎地緣和語言因素（邊境地區多通華語），也與政體、貧窮有關，老、越是一黨執政的極權政體，柬是一人專權的威權政體（名為君主立憲政體），緬為軍人專政體制。集權政體下經濟落後，人均GDP（IMF，2022）在1000至4000美元之間，民生貧困，官吏貪污猖獗，最有利於黑幫賄賂找保護傘，也較易招兵買馬。

這幾年，黑幫電詐業所受壓力加大，有的轉移土耳其。

流氓無產者 狠鬥想發財

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史（簡稱共運史），流氓無產者是很熱的術語。共運史的敍事，對流氓無產者的「勇敢」和「革命性」頗讚賞；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則對其參與政治運動有貶抑，稱具有「誰給錢就聽誰使喚」的慣性、想「發財致富」。

流氓無產者泛指遊手好閒、無事生非之徒，包括流氓、地痞、鄉村土霸、竊賊、強盜、敲詐勒索者，他們不同於街頭遊民（如乞丐、江湖賣狗皮藥膏者），其干擾、侵犯他人的行為多帶有恫嚇和暴力。

電詐業的老闆和從業者，大多數本為流氓無產者。被招聘到東盟的從業者，雖有一小部分受欺騙，但大都明知去幹「髒事兒」。到東盟之前，他們往往就在流氓群混飯。體制內傳媒透露，在緬北捕獲的貴州遵義黑幫，不少人「前科纍纍，吸毒販毒，偷盜搶劫，打人放火」，或是「黑車司機」。

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地方官吏常利用流氓無產者的「鬥爭性」，推進既定目標。北京清華大學社會學名教授郭于華分析「土改」（1950-1953）的社會分層，稱：

「土改當中，最積極、最暴力的都是些不正經的人，村民稱他們為黑皮、野鬼」，「這些人什麼都沒有，屬於流氓無產者……成了農村土改之初的積極分子。」

這些年來，不少地方官吏仍在利用流氓無產者，主攻攔截上訪、強制拆遷（關乎地方土地財政）等維穩事項。一位公共管理學教授指出：「有些地方政府……甚至勾結黑惡勢力，採取諸如截訪、毆打、拘留、罰款……甚至公然在北京僱傭私人保安公司開設黑監獄等手段壓制上訪群眾」（《新華月報》2012年10月下，49頁）。

沙霸和土霸 地方保護傘

有官吏不僅利用流氓無產者幹「髒事兒」，還充當黑幫「霸業」的保護傘。據中紀委「掃黑打黑」的通報，福建查獲「沙霸」和「礦霸」的「背後腐敗和保護傘」案例，涉及莆田市、漳州市的官員；廣西梧州市也查處「沙霸」和保護傘49人（中紀委監委網站2021.10.25）。有些鄉鎮官吏如村主任是「土霸」，「橫行鄉里，魚肉百姓」，有的「以斷電、堵路等方式，威脅、恐嚇……強迫交易」。

保護傘的存在，也是各地電詐、販賣人口猖獗和毒奶粉、地溝油、假藥泛濫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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