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21日

教育話語的演化（之一）

筆者是一個遲緩學習者（slow learner），多年前聽到英文的「discourse」，覺得很難明白是什麼意思。後來逐漸悟過來了。常常用以下三個有關大象的故事，在講授研究方法的時候，用來說明。

一、瞎子摸象。多名失明者，各自摸到大象的局部，就以為那是大象的形體。這是一個印度寓言。只能說是各自根據不完全的訊息，就得出結論。這是「偏見」（bias）。

二、不同的人物，圍着一隻大象，前後左右看清楚。他們是：生物學家、動物園管理員、獸醫、馬戲班班主、藝術家、大象策騎師、小孩……他們會得出完全不同的大象描述。這裏沒有偏見，但是看大象的角度不同，是「多元視角」（multiple perspectives）。

三、一位荷蘭教授虛構的故事：UNESCO發放了有一段通告，資助有關大象的項目，內容不拘。搶先回應的是英國——「在南撒哈拉非洲獵象的行動手冊」。德國——「關於象的遺傳變異：後現代的理論探索。」美國——「如何長出世界最大的象。」法國——一份薄薄的、用粉紅絲帶包紮的申請書「象與愛」。一提到象，各種文化的想法、框架，可以完全不同。筆者認為這就是話語的不同（difference in discourse）。（當然，「話語」來自語言學；語言學家的闡述也許會不一樣。）

工業社會以前的教育話語

筆者經常提到，「學習是人的天性；教育卻不是。教育是人類為人類設計的學習體系，因此帶有不同時代經濟、社會、文化、政治、信仰的時代烙印。」也可以說，不同的時代有不同的教育話語。

史前的人類，也許教育就是把求生知識與技能傳授給下一代，是「求生話語」。

起碼有幾百年歷史的佛教學校（仍然強勁地在東南亞存在）、回教學校（Madrasa，普遍存在於伊斯蘭社會），現在雖然也有非常現代化的課程，但基本是弘揚信仰為主，可以說是「宗教話語」的教育。工業革命出現之前，歐陸也有學校，大都設在教堂裏面，往往主要學習拉丁文，也是「宗教話語」，而且都只有少數學生。

在英國逐漸出現的，為大英帝國的駐外人員——軍人、教師、官員、商人——的「留守」子女而設的「公學」，是「精英話語」的開始。後世就演化成為舉世嚮往的私立寄宿學校，成為全球精英學校的楷模。

這邊廂，中國一千多年前開始的科舉考試，延綿不斷地影響着華、韓、日、越這些「筷子社會」。本來純粹是為了選拔官員，歪打正着卻成了教育的代替品。可以說是「功名話語」。科舉不是學校，也沒有培養機制，但卻塑造着後世教育的話語，也就是「向上爬」的話語。而科舉，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社會上升的唯一途徑。

經濟話語進入教育發展的開始

筆者認為，1870年英國的《初等教育法》，首次有政府介入全社會性的學校制度，是現代學校制度的起點。當時，政府是響應商人的建議：「若非全民受教育，大英帝國就難以維持其世界優勢。」全民受教育，卻並非全民變精英，而是把人分等分類，從而配合社會上勞動力的需求。也就是把教育與社會經濟發展掛鈎，這也是教育的「經濟話語」的開始。

這150多年來，「經濟話語」可以說是當代教育制度的主軸。從政府來說，要保證勞動力的供應——滿足需求但又不會過量供應。於是有1961年OECD的「地中海區域計劃」，預測人力需求，並且成為教育的目標。少為西方注意的是，1930年代，蘇聯的斯大林就開始了許多嚴密的人力規劃，作為計劃經濟的一個重要環節。中國也實行人力規劃；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才逐步走向開放的勞動力市場。即使是自由市場的香港，1973年開始，就實行人力預測，並且把結果注入教育規劃。1980年代初，香港政府甚至有「教育與人力統籌科」。把教育與人力合併在一個部門。總之，教育是為經濟服務的。教育的經濟話語，已經成為一種教育文化。

從個人來說，工業時代開始的時候，農村破產，要到城市打工，就要學會讀、寫、算（所謂3R），那是英美學校的起點。一直演化下來，教育制度的金字塔形態，完全吻合社會勞動力的金字塔。

二戰以後，出現了「人力資本」理論，教育的「經濟話語」，更加得到了理論的支撐，真正變成了全球的話語。教育是最能得到控制的人力資本製造場（其他如醫療、衞生、健康，都屬於不可控）。人力資本吸引人之處，是「資本」，是可以投入資源而獲得回報。曾經令筆者醉心的教育經濟學，就是可以計算投資教育的回報率。個人受更高的教育，回報實現在更高的終生收入。社會投資教育，回報是整個社會生產力的提高，宏觀的經濟回報。

教育經濟話語的持續發展

於是各國政府，爭相發展教育。各個國際組織，也爭相對發展中國家作大量的教育撥款。全球最大的教育資助機構——世界銀行——基本上也是按照經濟話語的基調，促進發展中國家的教育發展。

當年有一位George Psacharopoulos替世界銀行連續多年做了很多國家的教育回報分析（rate-of-return analysis）。主要是分析高等教育相對於中等教育的回報率，即念了大學比起不念大學有什麼經濟利益，影響很大，也有幾位香港學者做過香港的教育回報。

一個例子。一直以來，大多數政府都不太願意在幼兒教育下工夫；但是近年，幼兒教育在全球獲得其所未有的支持，經濟學家要記一功。他們說，幼兒教育省下一塊錢，將來就要用幾十塊來補償，倒過來說明投資幼兒教育的重要性，這是經濟話語的正面貢獻。

讀者會問，不管什麼話語，政府投資教育，不是很好嗎？各國的教育不是也因而發展了嗎？

沒錯。筆者一直認為，教育總是帶着時代的烙印。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教育，也是與當時社會發展相適應。儒家的禮教，在當時是整理社會關係，建立社會秩序，維持社會穩定，克服無休止的武力爭奪、無盡頭的貪念……才讓中國的封建社會經歷了兩千多年的「文明」。也流傳下來我們自稱的「禮儀之邦」。

同理，科舉，鞏固了中國封建時代的官僚制度；否則，官場必然是貴族安插、把持的局面；也樹立了「任人唯賢」的社會觀念；又營造出國家與個人兩利的成功之途。其中的智慧，怪不得孫中山先生認為是世界「最早也是最好」的制度。也是後來英國設立現代文官制度的原因。

這工業社會，一經濟話語看教育，天經地義。社會就是金字塔，學校制度也是一座金字塔。把全部人口分配到這個勞動力的金字塔，就靠學校的篩選功能。在早年的社會主義國家，靠規劃。在市場經濟的國家，靠市場的調節。

在「經濟話語」的學校制度裏面，爬得高些（成績好些），在社會裏面上升的機會就多一些。不知不覺地，教育制度裏面的逐級爬升，已經變成了學生努力的主要動力。一次次的測驗、一輪輪的考試、一層層的學制，成為了學生、教師、家長為之而奮鬥甚至犧牲的目標。這種情形，不是一個兩個社會的特殊狀態；程度有深有淺，但是全球幾乎沒有一個教育制度，可以擺脫這種「經濟話語」演繹出來的教育形態。

社會變了！教育的經濟話語，已經不再可以成為教育發展的基本理念。如何擺脫純粹的經濟話語，其實已經成為全球對教育的主要挑戰。但是不論是政府還是教育界，大都懵然不覺。不過，在華人社會，其實已經有了端倪。下周再議。

（編者按：程介明最新著作《教育還能一樣嗎》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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