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28日

劉炳章 泛舟論章

促和共建 積極發掘民間外交的潛力

對上一次美國外交首長訪華已是5年前，本次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訪華被不少人視為中美關係開始緩和的跡象。然而就如鄧小平時代對中美關係研判的一句名言所說：「中美關係好也好不到哪裏，壞也壞不到哪裏。」中美的關係複雜系數極高，已經不能單純以「好壞」判斷。

會面中，中美雙方的高層的溝通達成了一些目標，中國官方表述上以取得「進展」來形容交談的成果，美方亦明確了不支持台獨的立場，但是依然感受到緊張的氛圍：布林肯抵達北京機場時，地上沒有紅地氈，取而代之的是一對「紅線」；會面座位格局上不再以「並排而坐」的方式為雙方領導人安排，是為一種外交禮儀上的「降格」；布林肯會晤習主席後，美國總統拜登表揚了他的表現，但又在其後一天的競選集會演說時，形容習主席是「獨裁者」，惹來北京強烈不滿。

維持世界穩定助中國現代化

本次美方在表述上對台灣問題作出了些微讓步（值得一提的是，美軍巡邏艦隨即在周二穿越台灣海峽），其餘成果局限於加強人文交流、成立工作小組應對毒品問題等比較次要的事項，整體效益不彰。

近日亦有學者揭示：美國此行的官式交流只是做做樣子，為迷惑中方而使出的緩兵之計，實質上仍在積極建構對華圍堵，針對中國企業的制裁紋絲不動。

中美官方的會面明顯沒有數日前習主席接見比爾蓋茨時的招待來得體面，明顯反映出中國已經對美國官方失去信心，而把主要的信心和努力投放在較有發揮空間的「民間外交」上，把民間的交流視為中美關係的基礎、達致兩國人民友好的橋樑。

這種「民貴君輕」的趨勢會否持續，有待觀察，可以肯定的是若然「修昔底德陷阱」之類的論述纏繞不息，反中立場在美國政壇中勢必形成頑固的「政治正確」，中方在促進交流的努力方向將難免轉移至商界、民間。

輿論談及中美關係時，普遍會集中描述中美在政治上的關係，有關於「國強必霸」、「中國威脅論」等論述構成了美國政治場上的跨黨共識，霸主的地位對美國而言不只是爭奪國際地位第一的虛銜之爭，一旦失去霸主地位，作為支撐美國全球利益的美元貨幣霸權無以為繼，其餘一切政治、經貿上的特權也如是，這是美國大部分精英階層極不願意看見的後果。

「修昔底德陷阱」由哈佛大學學者Graham Alison提出，他認為國際關係裏存在一種歷史規律，即新崛起的大國必然挑戰守成大國的地位和利益，最後以戰爭告終。

雖然歷史上，並非所有崛起大國和守成大國之爭都以戰爭結束，但「修昔底德陷阱」這一套說法仍引起美國學界、政界眾多人認同，背後其實就是一種非理性的想像。集體的焦慮在最壞情況下，或會造成自我實現的預言──甚至當危機爆發時，眾人還覺得自己判斷正確，殊不知這是由自己帶偏了方向引致的後果。

隨着局勢的複雜化和集體焦慮拔高的態勢發展，我們既要警惕來自外面的威脅，也要對自身內部的問題加以留神。中國問題專家鄭永年在其去年的新作《世界秩序下的中國外交》中提到，中國目前在外交上的最大問題，是在與美國保持理性競爭的同時，維持穩定且安全的世界秩序，確保中國的現代化之途順利前進。

然而在當前的思想市場上，有人主張「中國中心主義」──論者盲目地認為中國具有天然的文明優勢、經濟優勢、體制優勢，「必然」會勝過美國。

有人則把國際關係學主流的現實主義理論生搬硬套到中國外交問題上，認為中美「必然」衝突。這種中心主義論述一則單純地滿足大眾的民族自豪感，二則讓大眾以簡單的思維概念蓋過了對現實外交複雜性的思考，看似使國人同仇敵愾，實質是在散播非理性的論述，不利於理性分析國際形勢。

要警惕「中心主義」偏離理性

「日不落帝國」曾盛極一時，仍終衰敗；三國時代赤壁之戰，北方雄主曹操意外地敗於數量遠不及自己的孫劉聯軍，奠定天下三分格局。古今中外，世界局勢永遠在變，只有永遠學習的人才能脫穎而出。

中國在明朝曾經是世界最大經濟體，可惜以天朝自居，錯過了大航海時代的機遇，而歐洲國家則積極向外探索，積累大量資本。閉關鎖國的教訓記載在歷史書上，有形的鎖國不可怕，無形的思維封閉才可怕。

古代中國有「天下中心」觀和朝貢體系，以此構成的一些文化思考習慣不切合於分析現代社會。當代中國領導人認識到這個事實，故有新型的外交觀，強調各國平等，而事實證明中國模式頗受世界歡迎。

中國的崛起也和世界的關聯極大，我們在講文化自信、制度自信的同時也需要警惕以上的「中國中心主義」偏離理性，帶動莫名的自信，有害國家和外國和平理性交流。

而鄭永年在書中亦提到，「改革開放帶給中國最大的教益，就是中國的發展離不開與世界秩序接軌。」中國也只有站在世界的立場上，才能夠走出陣營化和二元化的對立。

敵對勢力愈是對我國加以圍堵，我們就應該更開放、更熱中地在世界範圍內廣結善緣，要彰顯中國的體制優勢，不能光說不做，而是要主動積極承擔更多的國際責任。

資本主義全球化為各國帶來貧富差距、環境污染等問題，勞動階層的收入增長跟不上資本回報增長；疫情在西方民主國家未有得到高效控制，造成大量生命財產損失……這些問題並未在西方自由民主的政府體制和經濟體制內得以解決，中國則透過強大的國家控制能力和國企經濟展示了強大的危機化解能力，這是中國能夠為國際社會貢獻的參考方案。

未來「東升西降」的結局不可知，我們應該持有什麼態度、做什麼事？打鐵還需自身硬：改善內部矛盾，並多交朋友。哪怕是對着美國，我們也認知到美國不是一個思維統一的個體，而是由不同的持份者組合起來，在民間有不少「中國人民的老朋友」。

發揮「中國的香港」「世界的香港」

早前美國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茨來華與習主席會面，雙方展示期望合作的誠意。習主席稱呼蓋茨為「老朋友」，並提及「中美關係的基礎在民間」。

跨國企業高管訪華不是新鮮事物，近年頻頻出現，外交部對此表示歡迎，樂見外企在中國投資興業。外企看重中國市場的機遇，而中國亦需要吸收新興技術、商業形態以促進自身的制度、技術創新；合則兩利，「脫鈎」則兩敗。

除了經貿合作外，透過民間外交建立的關係也體現在價值觀、文化上的交流，這些交流比較不容易因為政權交接易手或政治問題而終結，有利不同族群維持關係、打破成見。

西藏人權問題一直是中國與美西方的一個輿論角力場，過去西藏代表團訪美時，各界組成的藏族老百姓向美國民間社會揭示藏族人生活的真實面貌，對破解部分美國人對華誤解具有一定的成效。

國家正在向「世界的中國」方向努力，香港現正處於「開新篇」的路上，也應該更積極發揮自己作為「中國的香港」、「世界的香港」的角色功能，與國家對外發展同步前進。

香港高度的國際性和獨特的「一國兩制」潛力尚未在世界範圍完全發揮，現在只是起步階段。我們需要認識到：香港與國家整體的利益是緊密連結的，在我們善用民間外交渠道，促進中國軟實力提升、說好中國故事的同時，香港自身也將大有裨益。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在數年前受中央大力支持，牽頭成立共享基金會，在海外進行消除白內障的人道主義工作，實踐民心相通；數月前，梁振英接受媒體訪問時提到，他參與香港出訪外國代表團時取得良好成果，不少企業高層展示對香港「超級聯繫人」的興趣，足見香港在國際社會的聲譽良好，發展潛力巨大。

香港的慈善組織歷史悠久，亦有航空、語言、文化溝通等方面的優勢，長時間與西方社會打交道，熟悉國際社會的商業規則，在方方面面都可以助力國家的現代化進程。

國家在國際社會的角色愈來愈重要，承擔了很多道義責任，其「一帶一路」戰略重視「民心相通」，筆者建議：香港應善用自身的優勢，積極在人道救援、慈善工作等範疇與「國家隊」強強聯合。香港各慈善團體可以組織起來，參與協助「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落後地區的人道工作，促進人文交流。

連結各地文化藝術工作者

具體方法上，宜主動增進「政府對政府」G2G層面上的溝通，透過港府與國家外交部、民政部、衞生部的交流、調研工作，探討香港如何與內地政府部門，或海外當地的國企團隊、海外華商協會等宗親社團合作，共同參與海外扶貧、青年發展、醫療衞生等工作，提供無償捐贈或服務，促進民心相通。

民間外交具有不少正面的外部性──促進人民交流、有利經貿、提高認同感，促進和平、團結人民等，外在的益處繁多，有時讓人忽略它對內在的好處。

文化藝術影視、體育等也是香港的「軟實力」所在。我們可以鼓勵修讀不同學科的年輕人前往「一帶一路」國家實習交流，在民間NGO歷練一番，在組織年輕人走出去的同時，也訓練他們的國際視野，激發年輕人思考如何推銷香港。向外推廣的同時，也順帶地在港人心中「內化」了中國文化價值觀的認同感。

中國被西方學者稱為「偽裝成民族國家」的文明，「中國」一詞的語境是超越政治性的，香港中不少人哪怕反建制，也對「文化中國」抱有好感，我們可以思考如何把「中國文化」與當今中國的成就、中國人的身份認同，透過文化工作更高密度地連結一起。

內地文化產業旺盛，香港在未來的大灣區協同發展中，雙方都需要適應各自的生活模式，現在應該「以經促文」，提高官方和民間層面的文化產業交流協作，如在港深交滙的都市地標舉辦大型文化藝術展會，讓志同道合的文化藝術工作者連結起來，為文化共融提速。

聯合台灣輪流辦文體旅盛事

香港與台灣具有鄉誼之情，台灣民眾在疫情後殷切盼望恢復兩岸四地商務交流，現正是大力推動民間外交之時。

作為響應「開心香港」活動，旅發局早前組織了多場音樂會，邀請了包括多組台灣及海外歌手登場；音樂以外，香港素來是多項國際體育盛事的最佳選址場地，可以考慮聯合台灣輪流舉辦文體旅國際賽事活動，在兩岸四地巡迴舉辦一些具有香港/台灣特色的大型體育比賽（如「新地公益垂直跑」、渡海泳、國際欖球賽等）連結台港與國際社會，以盛事帶動台港交流、國際聯通，也讓更多國際友人親臨香港、認識香港，破除個別媒體對香港人權自由狀況的偏見。

面對千瘡百孔的世界，我們更應保持理性的自信和謙遜，站在世界的立場看國家、看香港，拒絕以「中心主義」、「二元論」簡化世界的複雜性，積極推進平等互利的民間外交，這樣才能在國際社會上多交朋友，促和共建，為自身爭取最大的利益。

香港專業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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