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6月10日

林順潮

捐獻器官 遺愛人間 賦予死亡新意義

今年6月11日是第七個「中國器官捐獻日」。自從2017年國家設立「中國器官捐獻日」以來，我國的器官捐獻與移植數量持續上升，在2021年，中國器官捐獻與移植數量已位居亞洲第1位、世界第2位。

獲港府與立法會高度關注

目前，香港本地器官捐獻與移植以及香港與內地之間的跨境器官捐獻與移植已引起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高度重視。6月7日，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教授在立法會出席推廣器官捐贈活動，與立法會議員呼籲社會各界支持器官捐贈。盧局長表示，雖然醫學發展一日千里，但器官移植目前仍是許多末期器官衰竭病人重生的唯一希望；本港巿民可以於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中央名冊）（www.codr.gov.hk）登記，表達捐贈器官的意願。不久後，盧局長又率領香港代表團前往上海，出席由中國器官移植發展基金會主辦的「中國器官捐獻日」活動，以及拜訪上海市衞生健康委員會，以持續加強兩地在相關領域的交流和合作。

5月28日，政務司司長陳國基向香港市民介紹了本港與內地的跨境器官移植互助機制，即「第二層分配機制」。在該機制下，捐贈的器官必須首先在當地分配給有需要的病人，如果當地沒有合適的受贈者，跨境互助機制才會啟動，器官才會由香港捐贈給內地合適病人，或由內地捐贈給香港合適病人。陳司長表示，互助機制不會改變現時本港遺體捐贈器官分配及病人輪候等安排，呼籲市民毋須過分憂慮，同時批評網上一些人借題發揮製造內地和香港之間的矛盾，呼籲市民退出中央器官捐贈登記名冊，試圖製造大量人士退出器官捐贈的假象。陳司長希望市民支持器官捐贈和兩地器官移植互助，令更多在危急關頭的病人早日重見希望。筆者完全同意陳司長對「第二層分配機制」的理解。

在立法會方面，林哲玄議員於上月24日提出了「落實與內地的器官移植合作」議案，眾議員對此議案進行了積極的辯論，筆者對此議案表示明確支持。事實上，筆者在2014年和2015年都通過全國人大的平台，向國家提出《簡化角膜進口的程式 推動國內角膜移植》和《轉「被動式眼庫」為「主動式眼庫」以解決農民群眾角膜失明》的建議。在國家迎來第七個「器官捐獻日」之際，筆者想回顧一下當年推動本港眼角膜捐贈的青葱歲月，希望通過說好這個「香港故事」，來推動國家眼角膜和其他器官捐贈和移植的事業。

「身體髮膚」觀念造成障礙

曾幾何時，角膜捐贈在香港一度是非常小眾的事情。在筆者看來，原因主要有三點：第一是中國人的傳統觀念，第二是於器官捐贈的宣傳力度不夠，第三是採用「被動式眼庫」（Passive Eye Banking）模式進行運作。

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當時本港對眼角膜捐獻採用的是「被動式眼庫」運作模式，工作人員對角膜捐獻進行宣傳後就在辦公室等電話，其效果非常不好，在1981年至1991年的十年間，每年只有1至2個人捐角膜。當時本港的器官捐贈登記制度不夠完善，眼角膜捐贈也不例外。一些生前有意願要捐贈眼角膜的人過身後沒有專人跟進，其家屬或者不知道其生前的願望，或者因親人離世的巨大悲痛和忙於料理死者的身後事而無暇應對，結果就不了了之。

當年，本港需要接受角膜移植手術的患者所移植的眼角膜，捐贈人大多數來自斯里蘭卡。因斯里蘭卡是佛教國家，當地人相信離世後自己今世人身的一部分如果可以留在人間，則輪迴轉世後就不會進入畜生道，而會繼續輪迴在人道，所以較多的人樂意捐贈出自己的眼角膜。而在那個年代，在港的華人普遍認為過身後身體應該完整，這是對親生父母的尊重。「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言則若將身上器官捐贈出去，為不孝也，因此捐贈器官被視為禁忌。另外，逝者的儀容是否完整、安詳也是中國人非常看重的，即使逝者生前表達過想死後捐贈角膜的意願，由於家人始終覺得感情上無法接受從逝去的親人身上摘掉眼球，而最終放棄捐贈的個案也不在少數。

1997年鄧小平同志的夫人卓琳在鄧小平逝世後致信江澤民總書記和黨中央，信中專門提到了鄧小平同志關於自己捐獻角膜的心願，這深深震撼了香港的民眾！

港人日益接受「主動式眼庫」捐獻

針對當時本港對角膜捐贈活動的推進非常低效的問題，在九十年代初，時任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眼科主任何志平教授特別安排筆者到美國去考察當地的角膜捐贈和移植的運作情況。到美國後筆者第一次接觸到「主動式眼庫」（Active Eye Banking）的運作模式。在筆者駐點的醫院，每日都會有眼庫派出的協調專員（Eye donation coordinator）主動到醫院、殮房和殯儀館接觸死者的家屬，一方面協助其家人處理身後事，另一方面詢問其離世的家人生前有無捐贈器官的願望並分享捐贈器官的目的和意義，游說家屬考慮進行器官捐贈。筆者在美國考察時還觀察到在當地公立醫院若有病患去世，醫院工作人員必須通知當地眼庫，否則政府將減少對該醫院的撥款。在政府、醫院和眼庫三方面積極的努力下，美國角膜捐贈的數量和比例都非常高。

筆者1992年回港後，在何志平教授的指導下運用我在美國學到的經驗，在威爾斯親王醫院設立了本港第一個「主動式眼庫」──李馮珙華眼庫，並擔任其第一任名譽總監。在「主動式眼庫」模式下，我們派出眼庫捐贈協調專員主動去游說死者的家人，不出兩年，每年捐獻的眼角膜數字從1至2個增加到超過100個，成為香港眼角膜捐贈的轉折點。之後，我先後擔任了香港獅子會眼庫醫療顧問、香港移植學會委員、副主席和香港眼角膜關懷協會顧問。

在那些年，我親眼見證了本港角膜捐贈的飛躍發展。「主動式眼庫」的整體效果相當不錯，使香港的角膜捐贈數量在幾年間躍進了很大的一步。從1997年開始，本港開始減少對斯里蘭卡眼角膜的依賴，時至2000年，在香港聯網的7間醫院中，單是威爾斯親王醫院一處，角膜捐贈數量便達至146片。我們從2000年開始推動本港角膜捐贈的「四年計劃」，我們當時的口號就是「捐贈器官，遺愛人間，為死亡帶來新意義」，通過落區和在媒體宣傳，讓本港的居民了解到器官捐贈對救死扶傷的重要性。結果，2002年頭五個月就收到135片眼角膜，全年收到超過300片。除數量的增長之外，採集角膜的技術也有了質的提高，可以只摘取角膜，捐贈眼角膜不會對遺容有所影響，於捐贈後眼庫的技術員亦會把人造角膜置於捐贈者眼內，妥善保持捐贈者容貌，捐贈者可以根據自身情況做出選擇。

角膜捐贈的香港故事

在「主動式眼庫」成立之後，我親眼見證了無數個感人的香港故事。我們收到很多家屬寫給眼庫協調專員和我們的感謝信，告訴我們多虧眼庫專員的主動提醒，否則便錯過幫離世親人實現捐贈角膜，幫助失明者重見光明的心願。

我現在還記得自己處理的個案中有一位四個孩子的父親，在他離世之後，他的四個成年子女中有兩人贊同將父親的眼角膜捐贈給眼庫，另外兩人反對，最後召開家庭會議決定捐贈父親的其中一片眼角膜，理由是考慮到他們的父親去到另外一個世界後可能還是需要用眼睛來看東西。這一片薄薄的眼角膜讓我們感受到了這四個年輕人對他們的父親和那位受益者那份深深的愛。

讓我印象深刻的還有一對母女，兩人都因為角膜退化而失去了視力，母親已經失明多年，而做護士長的女兒也於近年逐漸失明，最終眼庫為她們找到可移植的眼角膜，並在同一天做了角膜移植手術。在手術後的第二天揭開紗布的剎那，母女倆又一次清楚地看到了對方，她倆喜極而泣，在場的醫護人員也熱淚盈眶。

上述的香港故事見證了本港市民在觀念上對器官移植從排斥到接受的轉變。「主動式眼庫」的建立和成功運作說明在有效的宣傳、積極的推動下，伴隨着醫學技術日新月異的發展，香港市民是可以轉變傳統觀念，去接受、支持和服務角膜捐獻和移植的事業。長期以來，內地實際每年的手術量只有數千例，而需要施行的角膜移植手術量至少應達到30萬至40萬例。在第七個「中國器官捐獻日」到來之際，筆者希望藉分享角膜捐獻的香港故事，推動內地「主動式眼庫」的建設。

現今內地角膜移植手術即使擁有先進醫療設備、優良技術，但角膜捐贈的現況卻不容樂觀。角膜疾病患者因苦無捐贈而失明卻束手無策，令人感到非常無奈。內地眼庫的運作很大程度上還是需要當地政府支援，希望筆者分享的這些香港故事可以啟發內地相關部門成立「主動式眼庫」，對角膜捐贈給予更高的重視和更大的支持。

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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