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月11日

劉炳章 泛舟論章

共同富裕是國家和香港均衡發展的目標

二十大報告首次對於「中國式現代化」的概念作出系統性闡述，明確提出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徵，分別是人口規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展道路。

其中，「共同富裕」的內涵意義最為深刻，亦是建國初期領導人早已提出的概念。二十大報告關於中國式現代化的論述又掀起新一輪對於共同富裕這一概念的關注，但綜觀國內外的討論和評論，我們可以觀察到有不少人對於共同富裕的認識模糊，甚至存在「劫富濟貧」、「福利主義」、「削弱市場經濟」、「民營企業退場」等錯誤解讀。

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

事實上，「共同富裕」的目的是讓社會在進步中達至均衡發展，是中國早在先秦時期已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所提出的一套政治理想。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反映中國古代儒家思想對於大同社會的嚮往。

孟子在與滕文公對話時提出「民之為道也，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這番話背後是「制民之產」管治理念，即通過各項產業的蓬勃發展，讓全體國民參與生產並獲得相應的財富積累。

同在春秋戰國時期，老子的「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管子的「治國之道，必先富民」、荀子的「不富無以養民情」等，說明無論是哪個哲學流派的中國古代先賢，都會視人民生活富足為其政治理想的重要一部分。

新中國同樣重視這一政治理想。毛澤東希望通過共同富裕的願景，建設社會主義國家，消除中國社會當時大量的不平等。鄧小平提出改革開放以釋放生產力，「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讓先富帶動後富，期間政府要採取措施預防兩極分化，並期望二十一世紀中葉的中國能夠達至現代化國家的水平，實現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習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再一次強調全體人民共同富裕作為中國式現代化的一部分，是新中國歷代領導人政治理想延續性的體現。

共同富裕是一項需要長期堅持的任務。而經過數十年的積累和改革，中國目前已經創造出可以爭取達至共同富裕的實際條件。

國家在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建立了一套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目前，中國內地擁有41個工業大類、207個工業中類、666個工業小類，是全世界唯一擁有聯合國產業分類中所列全部工業門類的國家。

消除貧窮取得成就

工業門類齊全反映國家的生產能力深入和廣泛，小至螺絲、大至火箭都能夠在中國境內生產完成，製造業環節遍布不同行業領域，能夠創造較多的就業崗位。國家龐大和廣泛的工業基礎亦催生對於科技創新和各類工商服務業的需求，長遠而言可以推動經濟的持續發展。

1978年末，服務業增加值為905億元人民幣，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的24.6%，2021年，服務業增加值為609680億元人民幣，佔比53.5%。改革開放四十多年來，在工農業等實體經濟的蓬勃發展下，中國的經濟結構亦得以升級轉型。

2021年2月，國家宣布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並已經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近一億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客觀數字證明中國內地的政治體制和經濟條件可以為消除貧窮取得實際成就。同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為114萬億元人民幣（約18萬億美元），人均生產總值超過12556美元，超越世界平均水平，同時已經非常貼近世界銀行對於高收入經濟體（12695美元）的定義。

完善社會財富分配

實現共同富裕是一個持續的進程，而完善初次分配、第二次分配和第三次分配制度是實現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

初次分配即是通過市場力量實現社會財富分配，例如，發展高增值產業和引導產業結構多元化，提高整體居民收入，擴大中產階層人口，推動創新科技發展。中國內地有健全的工業生產體系，產業結構較為平衡。另外，內地是「公有制」及「非公有制」雙軌並行的混合經濟體系，前者即國營企業，後者即民營企業，兩者同時並存於市場營運中，令產業種類及分布比較平均，以服務業與非服務業GDP佔比為例，約為55比45，整體產業結構比較均衡。

舉一個反例是美國，服務業佔其國內生產總值超過80%，大部分製造業流失至中國、印度、越南等國，加上放任性的產業政策，導致經濟結構失衡，美國的財富高度集中在金融、藥業、軍工、石油等企業大財團，社會貧富懸殊嚴重。

初次分配如果過度傾斜予部分少數行業，會導致較嚴重的社會貧富懸殊甚至更廣義上的經濟不均衡等問題，不利於社會經濟的長遠發展。高度「積極不干預」制度下的香港，目前製造業佔香港生產總值GDP只有1%，加上金融業發達，土地開發及房屋供應不足，客觀造就社會財富高度集中於金融及房地產少數行業，社會貧富懸殊日趨嚴重，必須正視。

第二次分配即是通過政府行政調節而進行社會財富再分配，例如，福利保障轉移，包括社會福利、醫療保障、公營房屋、稅收和財富轉移等。目前國家正在持續改善福利保障制度，促進各類公共服務的均等化，提升整體社會保障能力。香港則主要通過政府提供公營及資助房屋、公共醫療和社會福利服務，以及綜援等扶貧措施來達至福利轉移。

第三次分配則是通過自願、習慣、道德等捐獻，例如慈善捐贈和公益事業，促進醫療、安老、教育、婦女、青年和兒童等領域發展。這方面，香港自身水平已經對標西方國家，未來我們亦可長遠布局參與內地的慈善事業發展。

「有恒產者有恒心」

共同富裕是國家的長遠發展目標，香港需要在社會、經濟、產業發展各方面取得更均衡的發展。福利保障轉移方面，完善社福醫療制度，長遠考慮優化稅收制度，政府更可加快興建更多政府資助性出售房屋，例如居屋、綠置居等，讓更多市民分享房產財富增值「有恒產者有恒心」，亦令市民對香港更有歸屬感。目前，香港在慈善事業方面發展蓬勃，包括救災、公益、義務工作等，應繼續予以維持。

把目光放更長遠看，香港要做到更均衡的社會經濟發展（可以理解成香港版本的共同富裕），必須從初次分配入手，長遠調整本地產業結構，尤其是大力發展創科和高端製造業。

新加坡有石油化工、生物醫藥、微電子等高端製造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約四分之一。南韓有造船、汽車、手機、半導體等高增值製造業，佔國民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台灣地區有芯片業為主高端製造業，佔其本地生產總值的三分之一。目前，金融業約佔香港本地生產總值的25%，創科產業佔1%；要達致產業多元化的目標，本港的創科產業發展必須急起直追。

港應加快開拓北都

短期內，政府應該加快開拓「北部都會區」（尤其是新田科技城等創科用地），在香港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尤其是將尖端科技研發和部分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高端製造業環節吸引來香港，特別是生物醫藥、綠色環保、智慧城市、半導體等產業領域。

人力資源方面的規劃和配合亦不可或缺。香港長遠要保持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的地位，必須長時間維持經濟增長，人口數量和質量必須得到保證。高端製造業可以為為香港帶來大批較高收入的技術工人職位，為青年人開拓多元職業發展方向，因此，教育以及相關的人才政策也需要有相應的政策配合，推動各行業的持續發展。

港府亦需要有促進經濟均衡發展的政策理念，善用及優化市場機制及完善分配制度。香港大部分政府基建工程一向被少數國際基建工程集團及顧問公司壟斷，而「北部都會區」等數千億元龐大基建工程將陸續登場，筆者建議港府可參考其他國家，將此等基建工程適度分拆成較細合同，讓本地中小型工程公司能得以參與其中。港府亦可要求前者必須配搭後者，才可競投政府基建工程，既可增加公平競爭，又可逐步扶持及發展本地公司，以「先富帶後富」，讓更多市民和企業享受經濟發展成果。

「南金融 北創科」

綜合本地、國家和國際長遠發展趨勢，在維持目前的經濟體系和社會制度下，香港必須善用「一國兩制」的獨特地位，發揮國際金融中心的優勢，結合有中國「矽谷」之稱的深圳科技產業，與內地及國際市場和制度的聯通，同時在土地政策、招商引資、招智引才各方面，提供各種具國際競爭力的優惠及扶持政策，於創科產業作出突破並加以長遠規劃，未來20至30年的香港有望形成「南金融、北創科」的發展格局，優化香港產業結構，為香港市民創造更多高增值就業崗位，讓香港朝向共同富裕這一願景邁進。

香港專業聯盟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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