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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9日

方舟 泛舟論章

解讀「中國式現代化」

二十大報告洋洋灑灑三萬多字,最引人注目的自然是國家首次在黨代表大會報告上提出「中國式現代化」這一重要表述。這反映國家清晰闡述了全面實現現代化的時間表和路線圖。

上世紀八十年代,鄧小平把中國的現代化劃分成「三步走」戰略,即1990年解決溫飽問題,二十世紀末實現小康社會,並於本世紀中葉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基本實現現代化。

在2000年實現小康的基礎上,2020年國家又宣布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國家主席習近平正是在此基礎上提出了「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和「2050年全面實現現代化」的「兩步走」戰略。

二十大報告指出,我國發展的總體目標是2035年「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大幅躍升」,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並「進入創新型國家前列」;這一表述等同於要把鄧小平提出的「第三步」實現現代化提前15年完成。新目標則是在建國100年的時候(即2050年之前)成為「綜合國力和國際影響力領先」的現代化強國,也就是等於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水平。國家實現現代化的「兩步走」戰略的路線圖則可以用「中國式現代化」這6個字作出概括,而這一概念之所以在現階段被中央提出來,可以說有兩個根本性的原因。

西方民主變得極化

第一,中國的政治制度與當前西方發達國家並不相同,因此中國要在不同政治制度下走出一條自己的現代化道路。目前西方發達國家的政治制度基本接近,而按照他們傳統上的理解,必須在西方體制下(即選票式民主和政黨輪替)才能走出一條成功的現代化道路。然而,西方這套政治制度已經運行多年,固然有其有效的一面,但同時亦存在不少弊端。顯然,西方現代化模式並非完美的模式,亦不是世界上唯一一套成功的現代化模式。

第二,從歷史經驗上看,西方模式往往未必以人民的長遠利益為目標──近年西方國家興起的民粹浪潮使得這個問題更加突出。過去二三十年,西方社會的階層分化日漸嚴重,加上互聯網的出現削弱了傳統精英主導和塑造民意的力量,而民意去中心化的模式則客觀上造成民意容易在自我強化(self-reinforcement)下演變成極化(polarization)狀態。

西方民主制度的設計原意是讓不同光譜的政黨向中間靠攏,凝聚共識;但當民意分布由「中間大、兩邊小」倒過來變成「中間小、兩邊大」的極化狀態,政治人物的選舉策略自然會由「向中間靠攏」變成「向兩邊靠攏」,以穩定選民的基本盤,確保自己在選舉中獲得相對多數而勝選。因此,我們可以明顯地觀察到,近年在西方國家民粹化的領導人愈來愈容易勝選,制度、政客與選民實際上共同促成了西方政治的民粹化。而中國的政治模式是由一個執政黨長期執政的模式。如果按照西方的觀點,某一政黨長期執政則缺乏可以監督和挑戰其政權的政治力量,必然造成腐化。二十大報告則在強調對一個政黨要長期執政的考驗就是如何實現自我革命的問題,確保政治權力「始終用來為人民謀幸福」。

過去十年中國反腐敗運動的成效,正是習近平執政下的中國執政黨不斷進行自我革命、自我完善、自我提升,打破了西方維持政黨活力要靠政黨輪替執政來實現的迷思。

中國由共產黨長期執政,其決策可以更多以人民和國家的長遠利益為考量目標;相反,西方政客在其選舉制度下經受着政黨輪替的壓力,不能不應對民眾的短期需求,往往勝選的目標壓倒一切,反而忽略了國家和民眾的實際長遠利益。這正是中國與西方政治制度根本不同的原因所在,亦是「中國式現代化」的重要論述背景。

2040廣東GDP超日

二十大報告亦明確列出「中國式現代化」的五大特徵。第一是人口規模巨大的現代化。目前,所有西方國家(即英語系的「五眼聯盟」、歐盟27國以及日本)的人口總和為10.4億,而中國目前有超過14億人口。再者,絕大部分西方國家在二戰前本身已經是發達國家行列,在二戰後至今80年時間成功通過經濟飛躍躋身發達經濟體行列的只有亞洲四小龍,但他們在全球經濟體量中僅屬於相對邊陲的中小型經濟體。

而當中國這麼一個龐大的國家實現現代化並躋身發達國家水平,將對全球的政治經濟格局、財富分配,以及不同國家的發展模式帶來一個根本性的改變。按照中國目前的發展速度,預計2040年代(即甲午戰爭150年後)時廣東一省的GDP將會超過目前仍是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日本,這一指標將對於中國有重要意義。1840至1860年間兩次鴉片戰爭拉開了中國被列強侵凌的帷幕,但中國是在甲午戰爭敗於日本後,才落入萬劫不復的境地,幾陷被瓜分的悲慘境況。

時移世易,150年後,中國一個省份的經濟實力將超越日本一國,尤其是廣東省與日本人口相若,即人均生產總值亦達到日本水平,這對中國現代化模式的成功和成就具有莫大象徵性意義。

第二個特徵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共同富裕」這一目標是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國家的本質所決定的,但這一概念由被部分人(包括一些香港人在內)歪曲,認為共同富裕等同劫富濟貧或國家要抑制民營企業的發展,這些都是完全錯誤的理解。

事實上,共同富裕是一個追求包容性增長(inclusive growth)的政策目標,而中國「授人以漁而非授人以魚」的扶貧模式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中國的扶貧並非一種稅收轉移的「輸血式」扶貧,而是通過扶持產業發展賦予民眾「搵錢能力」。

例如,阿里巴巴會選定若干條村落並支持村民做電商,面向全國市場銷售當地特產,務求讓村民擺脫貧困。這是國內民營企業配合國家扶貧策略的案例,說明國家正嘗試通過賦能(empowerment)的方式讓較落後地區的民眾實現自立。

推動潔能和平發展

第三個特徵是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二十大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式現代化不僅是一種經濟形態或者制度形態,而是一種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中國式現代化不單純是一個如何創造物質財富的問題,其很重要的一部分是這種中國模式如何為全球的精神和文化財富作出貢獻。

中國式現代化作為一種人類文明新形態有三個主要來源。第一是中國數千年源遠的歷史底蘊所積累而成的傳統文化內涵,第二是社會主義價值觀的科學本質和指導意義,第三是中國從包括西方文明在內的世界其他文明所汲取的優良經驗。總結而言,中國式現代化需要把物質和精神文明相結合,促進人、物兩者的全面豐富和發展。

第四個特徵是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環境生態是習近平主席非常重視的一個政策範疇,他每到國內一處視察,定必會考察當地的生態保育項目。由於中國人口和經濟體量龐大,現代化過程中自然亦消耗非常多的能源和資源,因此強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對國家和世界本身都有實際意義。目前,中國的可再生能源發展在使用和生產規模均居世界首位,技術水平位於世界前列,可謂在全球範圍內具有壓倒性優勢。目前,中國的電動車產銷量已經佔全球市場的六成份額,而電池作為電動車產業的核心技術部分,全球三大新能源電池企業當中有兩家是中國企業。同時,中國在水力、風力和太陽能發電方面,不管在設備製造抑或是發電產能方面均佔世界首位。

第五個特徵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中國目前已經是世界強國,而即使未來要晉身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中國亦希望走一條「強而不霸」的道路。先不說過去兩百年西方國家都是通過殖民和掠奪手段來獲取資源亦支撐自己的現代化進程,即使直至今日,作為世界霸權霸主的美國同其西方盟友在政治、經濟、軍事上都存在不平等的關係。

因此,中國明確主張全球各國不分大小、一律平等,而中國亦承諾不會謀求所謂「治外法權」或「長臂管轄」之類的霸權主張,務求強調建立一套更平等的世界秩序。

李強丁薛祥熟經濟

無可否認,中國式現代化將對世界體系帶來深遠影響。但與此同時,中國式現代化並非要對現有的世界體系謀求顛覆或革命。相反,中國是目前世界體系很多元素(包括全球化下的經濟分工和經貿關係)的受惠者。美國自己亦不否認這一點。特朗普政府把中國模式稱為一種「修正主義力量(revisionist power)」,基本上承認了中國的目的並非要推翻當前的世界體系。提到「修正主義」,不少人會回想起當初中國與前蘇聯在社會主義的不同模式中有所「爭論」之時,則把蘇聯稱為修正主義,而中蘇雙方正是在當時社會主義體系下對一些重大問題的看法有矛盾。

當美國使用「修正」這一概念時,即代表美國認識到中國並非要顛覆當前的世界體系,而是要為某些(中國自己認為不合理的)元素作出改變,是一種修正(revision),並非一種顛覆革命(revolution)。然而,美國其實連一般的修正都難以接受,故此經常強調要維持現狀(status quo),並指摘中國破壞現狀。

事實上,只有維持現狀才最有利於美國國家利益,所以美國並不接受尤其在全球秩序上任何對於現狀的改變。但隨着中國經濟體量愈來愈龐大、綜合國力節節上升,全球秩序迎來變化只可以說是一種必然,僅是時間的問題。

因此,未來20至30年將會是全球權力體系轉移的過渡期,也是二戰後一百年時間內對各國(尤其是世界大國)而言最具挑戰的時期。因此,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國家「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綢繆,準備經受風高浪急甚至驚濤駭浪的重大考驗」。

憂患意識和底線思維並不是代表中國要閉關鎖國,或者減低對經濟發展的重視。二十大報告公布後,不少西方媒體對當中的內容作出曲解,例如批評新一屆國務院領導班子缺乏具財經背景的人才。事實上,未來國務院的三大主要領導李強、丁薛祥、何立峰均從基層幹部晉升到當前的位置,而且都有豐富的在東南沿海地方經濟工作經驗。

而近日湖北省公布基層供銷社「數量達到1373個,基本實現鄉鎮全覆蓋」,又被一些媒體表述成供銷社的「復活」。事實上,供銷社屬於普惠性的銷售渠道,市場屬性同與快遞公司「共存」的政府郵政無異,是一直都廣泛存在的基層服務。將供銷社擴大服務網絡故意解讀成中國要「重回計劃經濟」,完全是扭曲事實、誤導民眾的說法。對國家來說,經濟發展仍是國家發展道路上最重要的政策目標。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高質量發展是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首要任務」,而「發展」無論對於執政黨還是對於國家而言都是「第一要務」。

至於發展與安全的關係,我們必須理解兩者是相互促進的。安全是為了更好的發展,而只有發展才能夠保證國家安全和社會穩定。國家「十四五」規劃提出要「統籌發展與安全」正是要指出兩者屬於互為因果而非對立的關係。

「十四五」規劃提出新發展理念的關鍵在於,把高質量發展貫穿經濟社會發展的各個方面和環節。而二十大報告指出國家在2035年要建成現代化經濟體系,基本實現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並建成教育強國、科技強國、人才強國、文化強國、體育強國、健康中國,國家文化軟實力顯著增強。兩者是一脈相承的,也是國家未來的奮鬥目標。

一國兩制研究中心研究總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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