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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0月14日

程介明 教育評論

高等教育文化之變:政治環境

本月11日的美國《高等教育日報》(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有評論文章指出,共和黨正在有策略地想鏟除高等教育裏的「獨立專業力量」(independent experts),作者甚至認為,這是共和黨的「中心目標」。作者說,美國歷史上,雖然不乏政府出面干涉學術的先例,例如對幹細胞仿生的禁制,又如對反對出兵伊拉克的禁聲。但是今天則很不一樣,是不受政黨操控的院校受到攻擊。在不少共和黨控制的州,州政府調換本黨的人物擔任大學校長,他們不想大學發出與本黨政見不符的「中立」聲音。在這種壓力下,不少教授被禁聲或者被強迫離職,有些校長因此被迫下台。相應之下,民主黨控制的州,也開始有委任本黨的人物當校長。

這種趨勢,看來方興未艾。這是繼媒體之後,民主形態的大倒退。其實,要學術機構和學術人員在政治上「中立」,並非一個恰當的描述。學術的立場──實事求是,揭露真相,獨立思考,科學分析──並非一種政治立場。也就是說,假如政治上有勢不兩立的雙方,學術機構與學術人員沒有偏幫任何一方的義務與責任,而是憑專業知識和專業良心表達自己的見解。

事實上,就上述Chronicle每日的報道與評論來看,報道學術進展的文章愈來愈少,自從特朗普執政以來,充斥版面相當多的,開始時因為外來學生減少而大學鬧窮,跟着延續至今的,是教授被控、被撤職、校長下台的消息,其原因往往就是政治上撕裂性的爭議,特別是種族問題。拜登上台,唯一的好消息是免除學生貸款償還,但也只熱鬧了一兩天。很多人憂心經濟情況轉差,會影響大學的公帑來源。

很明顯,美國高等教育,近半個世紀傲視全球,現在卻受着政治環境的影響,面臨不確定的前景。一般來說,一個國家的政治環境,對思想層面的人文學科和社會科學影響比較大,但是現在因為有「去中國化」的趨勢,自然科學也面臨很大的衝擊。而不論在政府層面,還是在社會層面,人們對於這些政治環境對高等教育破壞力,是不大注意的。

高等教育:政黨之爭?

就在這個時候,消息說俄國有意脫離現在世界主流的高等教育體系,而建立自己的體系。在疫情出現之前,筆者每年總有一兩次到莫斯科的SKOLKOVO(莫斯科管理學院)講學,對象都是俄國的大學領導。那一陣子,大家努力的是擺脫原來的蘇聯體系,改為西方的碩士、博士。蘇聯原來的高等教育體系,基本上是專業培訓的體系;畢業生拿到的,是直接的專業資格。蘇聯的研究生制度,分為「科學候選人」(一般稱為副博士,程度大致在我們熟悉的碩士與博士之間,不少其他國家承認相當於博士)和「博士」(極少數人獲得,一般認為近乎西方的院士),而且大家都覺得如此才能融入世界高等教育的主流,類似中國的「國際接軌」理念。現在俄國政府說有意建立獨立體系,說來容易,但是將又回到原來的孤立局面;而且不像蘇聯解體以前,有一個龐大的東歐體系,現在卻很難與其他高等教育體系對話;而以前的東歐社會主義國家,也已經紛紛拋棄原來的蘇聯體系。俄國的這一個舉動,很明顯是受了北約圍堵的政治影響。

前一段時間,中國也有若干大學宣布退出一些流行的國際大學排名榜。這當然不等於另立門戶,而一些流行的排名榜也的確變質成為商業運作,離開也不足惜。西方的大學體系,源遠流長,前面有Bologne(1000年)建立的體系,後來有柏林Humbolt大學的研究型大學模型;雖然來源於西方,並不是任何一個國家或者政治影響造成;裏面有深刻的哲學與理念。最近幾個世紀,先是成就了英國的牛津、劍橋;最近半個世紀,更是造就了哈佛、史丹福為楷模的美國大學模式。

全球文化:學術霸權?

對於這樣的體系,即使是非英語的西方國家,也並非百分之百感到舒服,尤其是人文學科與社會科學領域;他們的基本思維與研究範式,都與英語國家不太一樣。發展中國家,有些比較發達的高等教育體系(如中國、印度、埃及、智利),難免會不滿於在西方「學術霸權」(academic hegemony)籠罩之下掙扎。但是若要真的另立門戶,那就不是簡單地退出國際就能達到目的。首先要做的是建設另類的高等教育體系,而且也有國際的認受性。那過程恐怕比金融領域想打破美元的壟斷地位更艱巨。

不管如何,排名榜的確在影響着許多國家的高等教育。就筆者親身遇到的,就有泰國、馬來西亞、俄國等,都是把排名前列作為高等教育發展的目標,要在若干年內,有多少大學列入前50名、前100名。有些地方,像泰國,由於傳統勢力很強,這些目標幾年下來就有點不了了之,因此影響不大,但排名進展也不大。像俄國,運用國家資源的分配,在各區設立國立大學的點,也是以排名前列作為標杆,實實在在地改變了大學的文化。

即使像英國這樣老牌的高等教育體系,近40多年也起了很大的變化。筆者的英國朋友,很多都覺得1980年代中期,戴卓爾夫人當政,純粹用「管理」(喻工商管理)的手法管治教育,既扼殺了中小學的專業傳統,也使大學的學術地位可以說是一落千丈。這個過程,在大學最明顯的是「研究評審」(RAE=Research Assessment Exercise),要每一名學者呈交自選的論文數篇,由一個小組作個人評估,並把個人評估的成績,綜合成該大學的表現,為大學評級,甚至以此決定對該大學的公帑分配。「研究評審」原意是用以刺激大學研究的疲態與頹勢,也的確驚醒了不少幾乎不事研究的大學成員。但由於是管理式的評估,難免以數量作為入手點,以看得見的論文或出版物作為唯一的成果標誌,於是出現了大家忙於論文「出產」而不講究學術貢獻的局面。西方甚至有人把學者的表現歸結為生產率(productivity)。

研究評審:學術貢獻?

但是影響最深遠的,是整個高等教育的文化,徹底變了。大學成員的注意力,從學術貢獻轉移到論文數量,以至要爭取登入高端的學刊。其實是從關心社會、關心人類,轉移到關心自己的表現、自己的晉升。以前在英國,一名學者可以安心做一世的講師(Lecturer)(反正一個系裏面也只有一位教授),但是一樣可以專心學術研究;RAE把全部人都推上了名位的階梯。大學的素質,不是上升了,反而下降了,喪失了全球的學術領導地位。

RAE也影響着香港的大學文化。1994年香港引入RAE,當時筆者剛好在學院的院長任上,同事們都忙於適應。一條走廊,本來辦公室都是開着門的,隨時有同事過來聊天;RAE一來,紛紛都關門寫文章。每天上午10:15與下午3:30,本來是大家聚集談論的Tea Time,變成了奢侈,來的人愈來愈少。筆者形容,就像是休克的病人被電擊喚醒,但是喚醒以後再也不是過着原來的生活。也就是原來比較寬鬆的學術文化,已經一去不復返。(近年英國的RAE已經有很大變化,但是香港仍然繼續舊的辦法,雖然頻率少了,有點像電擊健康的人。)

現在於美國,人們需要真正擔心的也是文化的變化。那是另外的一種擔心──假如大家都只為所屬政黨而努力,被迫或者自願只講有利於所屬政黨的話,那將是怎樣的一個高等教育的局面?而高等教育文化的變化,又將為人類的文明帶來什麼影響?在政黨忘乎所以激烈競爭的時候,他們可有想到他們對人類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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