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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5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爭取與國際全面通關的理由(上)

「一國兩制」是香港自回歸以來沿用甚久的革新政治及治理模式,也是與改革開放所蘊含的務實實驗精神息息相關的一套衍生模型。本質上,香港不能以「兩制」凌駕「一國」的主體綱領,而「兩制」的維持對於「一國」的存在及運行,具備着關鍵的時代地位。香港必不能為國家整體添煩添亂,但香港也能享受相應的方針自主權,配以執行層面上的高度自由,以落實以國家整體利益為依歸下,港人與內地同胞的最大共同利益。

特區政府早前宣布把入境隔離日數縮短至「3」晚,配以「4」天的有限度行動,這一點絕對值得我們讚賞及支持,反映出現屆政府在執行「一國兩制」方針貫徹實事求是的務實態度:敢擔當,敢作為。在此前提下,筆者認為爭取與國際社會盡早全面通關,同時以精準抗疫手段落實內地與香港在風險可控可防的前提下進行有限度相通,本質上並無直接牴觸。即便如此,在現實局限當前,我們需要一定程度的緩急之分。

有不少社會賢達已指出與內地通關的重要性。以下兩期文章將會探討為何香港也有必要及早與國際社會全面通關。在此必須澄清一點──「全面通關」,這裏意指的乃是免去所有酒店隔離、以疫苗接種紀錄取代核酸檢測紀錄、讓旅客能在半開環狀態下在香港市區活動等;與全面通關相比的,乃是現時港府所沿用的「有限度通關」,以及在2021年末至今年初的「接近全面封關」。

理由一:為入境人士所構成的極大不便

特區政府推出的「3+4」檢疫政策,是朝着穩重而持平重開香港所推進的第一步,也是關鍵指標性的一步,反映出現任政府對民間聲音及利益的重視,以及對中央就着香港作為經濟改革及深化體制實驗橋頭堡的重點指示。

即便如此,現時香港的入境檢疫政策,仍然對入境旅客及港人構成極大不便。相對於毫無核酸檢測要求的新加坡及馬來西亞等地,香港嚴密的核酸檢測系統,以及抵港航班及酒店房間供應相對緊張情況,皆令不少入境(或打算入境)人士難以掌握及定奪如何回港,怎麼回港。這些人當中,包括不少可能打算到港消費的旅客,也有回港探親或回家的港人、或也有因種種原因而不得不回港的焦急平民。後兩群人被困在海外,有家歸不得。前一群人,即便對香港仍未完全死心,卻在難以到港的前提下,唯有轉移至其他的旅遊及觀光目的地。現時檢疫方針過度着重運用酒店作為檢疫地,因而將抵港人數與酒店房間供應量(及可負擔度)直接掛鈎。

須知道,對於不少嘗試來港,卻徒勞無功的訪客及港人而言,這種信心及觀感層面上的打擊,乃是全面性的,其並不會隨着疫情消退而迅速回歸。為何這種民意判斷沒有「彈性」,不會自然地隨政策改變而恢復?原因很骨感。誠然,現時有不少國際傳媒形容香港的檢疫「封閉」,象徵着我們這座城市正朝着去全球化及自我封鎖方向所進發。固然我們不應受閒言蜚語所困擾,卻除了在輿論層面上的反擊以外,我們更應該以行動來證明,我們的公共行政機制仍具備完善而鮮明的人性化應變能力。無論是從一個聲譽還是基本道義層面出發,特區政府皆應當眷顧滯留在海外的港人利益,盡快降低回港門欄、減少一切不必要的檢疫政策。此舉乃是對國際社會所釋放最為鮮明的訊息的不二之選,也是最能符合特區政府整體道德義責的做法。

理由二: 吸引國際人才到港,需要盡早的全面開放

近日走來,有不少政府內外聲音皆表示,需要爭取人才到港,因而出現包括「搶人才」、「培育人才」等思想主流與次主流。這些聲音的崛起,反映現屆政府相對敢於面對香港現時所出現的嚴峻人口與人力資源危機,也是對沾沾自喜以為香港現時一切如常之人士的一記當頭棒喝。人才是任何都市的基本資本與基礎,若沒有優質的賢能及才俊去推動社會的創新及科技等層面上的發展,只會令香港持續故步自封,失去在國際舞台上競爭的資格及能力。

現時香港所出現的人才流失潮,甚至所謂的「人才荒」,或多或少皆是與我們遲遲未能與世界通關,向國際社會全面開放有密切關聯。具體原因大概有三:一來,絕大多數人才不會願意經歷艱辛非常的檢疫隔離與重重檢測關卡到港開會工作,更不會視有限度開放的香港為一個適當的營商或創業之地。二來,絕大多數高素質產業中的人才,皆習慣了一種以國際旅遊及互通來往為基礎的「在路上」生活,這種日理萬機生活模式並不能容許其長期停留在同一城市之中。三來,若特區政府給予這些人在抗疫方針上缺乏彈性及變通的印象(也許具備一定失實成份,但空穴來風,未必無因),只會持續加深他們對香港的誤解與偏見,長遠削弱我們在國際舞台上的話語權及軟實力。若我們持續抗疫政策的綑綁性執行,則只會驅使更多的國際人才流去包括新加坡及東京在內的區內競爭對手,這對香港國際地位及聲譽長遠構成毀滅性的打擊。

若我們不想被這些競爭對手在人口培育及招攬層面上反超前,我們有必要痛定思痛,重新說明及執行能吸引潛在人才到港的原因:這座城市原本的高度流通性,也是「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最佳佐證。相對於內地,我們沿用的抗疫方針整體而言未必更為優秀,卻是更能貼近我們在「一國」之下的應有之義,也便是在中國土壤上推動以民為本的資本主義經濟模式。我們有必要證明香港是滙聚中西文化及人才的「聚寶地」,必須開放大門推動香港的第二次入世。與國際社會通關是第一步,也是短中期內最為關鍵的一步。唯有確保香港能與國際社會全面相通,方可吸引國際人才到港,其他一切皆為空談。

理由三:吸引內地人才到港,更需要全面開放

此時讀者可能會表示,以上說法似乎忽略了我們內地同胞的感受,對於芸芸難以回內地探親或返鄉的「港漂」朋友們而言,與內地通關肯定有其必然重要性,而他們的感受我們絕對不能忽略,因為他們也是咱們一部分。

與此同時,內地抗疫及檢疫政策有其內在邏輯性及程序所在,我們並不應單方面苛求內地各省份政府(尤其是廣東省)在香港毫無任何足夠充分準備的情況下,立刻與港通關。政府對「逆向隔離」及其他具創意的解決方法的提案,我是非常欣賞的。

但撇除並非所有內地人才(所謂的「港漂」)皆有迫切需要回內地這一點以外,我們也應想清楚,若香港能在月內向世界開放,難道對在港或打算到港的內地同胞而言沒有任何益處?要持續地吸引內地人才到港工作,振興我們長遠與國家其他城市及地區合作,我們更應該慎重考慮香港對於有意來港的內地同胞的內在吸引力何在,到底是什麼因素,能驅使他們願意離開相對「安全」的內地省份,到港讀書工作?

以我所見,香港的吸引力,在於其作為中國最為開放而與國際社會最為緊密聯繫的城市。這一點,也吸引了不少也許未必與內地本質上產業需求或生活模式上契合者,到港生活與工作。同時,有不少希望能「走出去」,將國際知識「帶進來」的同胞,一直以來也依賴着香港所提供的「跳板」,與海外對接。若我們在有關檢疫政策方面猶豫不決,把這些跳板一一抽起,則會令不少本身對香港抱有憧憬的同胞,要不是出走到外國,就是回流內地(可能性較低),而未能為香港帶來確實貢獻及改善。反之,若我們當機立斷,讓國際社會代表及資金能如常來港,則更有可能促進真正的多方位合作,挽留着及培養出對香港及國際社會皆擁有深厚認知的優質國人。

理由四: 重振金融行業旗鼓,守護香港根基產業

有不少海內外金融界朋友,近日私下跟筆者表示,若11月的金融峰會舉辦之時,香港仍是沿用所謂的「閉環」管理,甚至拒絕取消入境檢疫要求,他們未必會到港。原因並非他們本質上對香港的偏見──其中有不少前輩皆是亞太區金融界的中流砥柱,一直以來也對香港作為中國資本最流通城市這一點寄以深切厚望,並非什麼「反華」或「亂港」人士。然而對於他們來說,香港過去兩年令人無所適從的抗疫政策,確實令他們對來港拓展生意或根基的意欲大幅下降。所謂的「政治風波」是其次,最主要卻步的原因,乃是他們主觀感覺到的政策僵硬性,以及本質上與金融行業所追求的資訊及人員流通前提衝突的嚴格限制。

香港仍是國家最能發展國際金融的大都市,也是宏觀戰略性部署中擔當舉足輕重的「引資入國」、「併船出海」角色的窗口。但這一點的前提是,國際金融界仍願意相信香港在這方面的優勢,並必須願意接受這些優勢將會持續下去這一點。過去18個月,有不少本身對中國未來持有正面態度的資深金融業人士,對香港所採納的「封關」政策表示由衷不解──金融界是一個講究高效率、高自由度、高彈性的行業。這些特徵及要求,皆與21天、7天,或是現時的3天酒店隔離期有所牴觸。

有個別聲音表示,為何我們不能為這些投資者「開特例」,讓他們在11月到港之時能順利進入社區。但這種做法的觀感,並不可取──因為其彷彿將金融界別人士列入「特權階層」之中,對於這些芸芸企業及銀行而言,大有可能帶來公關災難。有見及此,即便我們不應就着防疫政策制定任何「死線」,特區政府也終須對公眾就着金融峰會及七人欖球賽的檢疫安排做出一個公平而一視同仁的交代。須知道,若今年的金融峰會仍未能順利舉行,恐怕會對香港國際地位與形象構成重大影響,嚴重削弱我們在金融競賽中的進程及先天性優勢。

理由五: 與世界全面通關不代表向病毒投降,而是精準抗疫

最後一個理由如下。有個別聲音也許會認為,與國際全面通關,乃是向病毒投降,儼然西方諸國一般,置人命於不顧。這種說法甚至進一步推演或上綱上線,認為與世界聯繫,反映出資本主義對人命的罔顧,以及本質上的道德崩塌。「為了金錢、為了貿易、為了旅遊,而犧牲平民百姓性命,這公平嗎?」批評者可能如是道。

對於此批評,我有數點回應。第一,我們具備能力、也具備義務,將受新冠影響而導致死亡或重病的人數盡我們能力降低。無論是通過提高疫苗接種率、就着老人院或護理院進行「區域性閉環管理」,還是將新冠試驗藥盡早在經過本地審批後推出,這些種種作法皆能有效地將染疫者所承受的傷害減到一個大眾可以接受的水平。

第二,金融及經濟層面上的蕭條或倒退,也是對公民性命及福祉的一大衝擊。正因為我們重視人命,我們才更有必要盡早就着香港正在緩慢被磨蝕的國際競爭力力挽狂瀾,捍衞香港的核心發展引擎。

第三,中央多番強調「精準抗疫」,「精準」二字博大精深,有容乃大,反映了我們在抗疫過程當中,必須經常及深入思索我們在內運行的政治及資源況境為何。若我們執意落實過時的方針,忽略時代的走勢方向,將舊有的那一套套用在新崛起的情況及變化之上,則只會引喻失義,失去「精準度」。

正因如此,與國際社會盡早通關絕對不是向新冠投降。為了香港、為了國家,我們必須在配以以上種種方案的前提下,執行此一方針!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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