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6月18日

劉健宇

參考國內外建立數據市場與監管制度

2022年初，國務院發表《「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數字經濟將於2025年邁向全面擴展期，數字經濟核心產業增加值佔GDP比重達到10%；至2035年則邁向繁榮成熟期，力爭形成統一公平、競爭有序、成熟完備的數字經濟現代市場體系。為了配合相關趨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提出成立由其領導的「數字化經濟發展委員會」。數字經濟發展包括數據要素市場體系、產業數字化轉型、數字產業化、數字化公共服務及數字經濟治理體系等範疇，香港在制定相關政策實須參考內地及新加坡的經驗。

內地規劃完善 港應接軌

早於2020年，國務院《關於構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場化配置體制機制的意見》便將「數據」與土地、勞動力、技術和資本等生產要素相提並論。及至《「十四五」數字經濟發展規劃》提出建立、完善「數據要素市場體系」及「數字經濟治理體系」。2022年初國務院印發《要素市場化配置綜合改革試點總體方案》，包括建立公共數據共享協調機制（開放數據）、數據流通交易規則（探索「原始數據不出域，數據可用不可見，用途可控可計量」的交易範式），以及數據利用示範場景。

數據交易以交易所為中心，國內首間大數據交易所於2015年成立，迄今全國已有30多間數交所。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市根據2021年《關於加快建設全球數字經濟標杆城市的實施方案》成立「北京國際大數據交易所」，其定位為建設國內領先的數據交易基礎設施，和國際重要的數據跨境流通樞紐。北數所將結合仲介服務與數字經濟特點，建成涵蓋數據收集、治理、加工、確權、評估、定價、交易、審計、資產證券化等的新型數據要素服務商體系。

北數所亦發表了《北京數據交易服務指南》，建立大數據資產評估定價、交易規則、標準合約等政策。數據交易將採用數據分級分類管理，並探索從數據、算法定價到收益分配，涵蓋數據交易全生命周期的價格體系，形成覆蓋數據全產業鏈的數據確權框架。香港推動數字化經濟發展時，須積極留意內地法規，並制定與內地數字市場接軌的發展方向。

大灣區內的廣東省在數字經濟上亦有多項新猷。2018年粵省重組架構，成立省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統籌全省數字政府、數字經濟發展。2022年第二季，廣東省人工智能與數字經濟試驗區（位於廣州海珠區琵州）及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試驗區（江門）相繼推出新猷。琵州推出全國首個「數據經紀人」制度，數據經紀人包括為數據擁有者行使權力、在數據流通交易過程中起中介擔保作用等。

除了建立數字經濟及數據使用制度外，不少內地省級行政區亦設立政府「首席數據官」。廣東省在「數字政府改革建設工作領導小組」，建立市區兩級及跨部門的首席數據官制度，包括其職責體系、考評體系，及議事協調機制。《廣東省數字政府改革建設2022年工作要點》提到，廣東將建設省級數據交易所，並支持深圳市探索開展數據交易。香港與廣東同為大灣區一員，兩者協同發展勢不可擋，香港除了留意內地機遇外，亦須發揮連接國外的角色。

星洲底層創新 值得借鑑

新加坡政府十分重視智慧政府及數碼政府建設，早於2017年成立直隸總理公署（PMO）的「智慧國家及數碼政府工作小組」（SNDGG），並設有「智慧國家及數碼政府署」及法定機構「政府科技局」（GovTech）為執行機構。智慧國家及數碼政府署負責謀劃新加坡智慧政府、數字經濟等範疇的法律與基礎設施建設。政府科技局主席由常任秘書（智慧國家及數碼政府）領導，下設700名內部開發人員，專注於政府科技和數據服務，以及國家級策略項目（Strategic National Projects）。香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雖然也由一名首長級公務員領導，但現時約1400名系統分析/程序編制主任之中，72%分屬於其他62個部門的編制（約1000人），只有數百人屬於總監辦公室的編制，比新加坡的專職人員少。

值得注意的是，政府科技局下設名為「開放政務產品」（Open Government Product）的部門，這是李顯龍總理之子李鴻毅在該局工作8年後的「內部創業」，運作模式與工作文化不啻矽谷的初創企業。團體內的「職系」由產品經理、產品設計師及軟件工程師等組成，其產品包括與香港「智方便」類似的「sgID」及新加坡開放數據網站。

假如我們相信「矽谷模式」的科技創新是香港所需，智慧政府、數字經濟的發展便應進行「底層創新」，摒棄由公務員外行領導內行的做法，向在多項智慧政府排名名列前茅的新加坡學習。

完善管治．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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