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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5月16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全球化已死?

全球化,死了嗎?

這是一道非常好的問題。回答這問題前,我們必須看清楚,我們身處的時代──這是一個標誌性的時代,也是一個歷史軸上的分水嶺。有聲音說,這是一個「百年未見的大變局」,「未見」之處蘊含着的,除了是大國博弈及新舊勢力交替前後的明爭暗鬥,更是結合了人類歷史中發展至前所未見高度的武器及軍事科技,以及歷史上罕見的全球融合度(level of integration),令局勢波譎雲詭,難以舊時代的國際關係框架作分析。

同時,在我眼中,之所以這是一個「大」變局,乃因為局中的變數甚多,而不能以單純某一勢力崛起、另一勢力衰落作過度粗略的蓋棺定論。對自身實力過度自負,對歷史發展過度執着,未必能揭示出實際的政治發展軌道──這是國際政治入門課。

也有的說,這是一個地緣政治「崛起」、全球政治聯繫及經濟連結敗退的年代。英國外相早前在某宴會上致詞,宣布「地緣政治現已回歸」(Geopolitics is back)。當然,對於地球上絕大多數受戰火蹂躪及帝國主義表表者多年以來的侵略的苦主而言,地緣政治從來沒有「離開過」。但對於生活在相對富裕的「發展世界」國家而言,後冷戰的美國單邊單極主義,確實為他們帶來短暫的「忘掉政治」喘息機會,甚至令歐美中的不少國家對可能出現的恐怖主義及內戰政治風險視若無睹。

在他們眼中,阿富汗、伊拉克、利比亞?這些遙遠而難以撼動核心政治利益的戰亂,代價還是由他人承受吧!直至烏克蘭戰爭,將歐盟與俄羅斯推至一個全面對立面上,才發現政治,始終躲不過。

最後,去年法國著名經濟學家比桑尼(Jean Pisani-Ferry)於Project Syndicate中提出,「我們所認識的全球化,正在結束」(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s We Know It)。當時尚未爆發俄烏戰爭、中美關係也沒有如今那麼劍拔弩張,但去全球化種子早已萌芽。雖然中美評論界普遍充斥着各種認為拜登上任後,雙方關係將會改善的憧憬及良好意願,比桑尼當時則指出,去全球化乃是一個結構性主導過程,並不會因應一兩個領導人的決定而有所扭轉。被全球化過程所冷待及剝削的地區本土勢力,正在向着國際秩序虎視眈眈。隨着連結全球的公共行政體系失去應對普遍民眾訴求的能力與彈性,全球化正面臨着其開啟以來最大的存在危機。

以上這三點,皆說明兩點關鍵小結論。第一,我們生於一個動盪不安的「和平亂世」之中,具備撥亂反正的責任,也必須拆解正在撕裂世界的本土地緣勢力。第二,世上各國,無論是中國、法國還是英國,皆有人洞察到我們現正面臨的困境,以及未來的可能走勢。在這些悲觀主義者眼中,鐘聲已徐徐響起,全球化大有可能壽終正寢了。

一、 何謂全球化?

筆者不喜歡蓋棺定論。要判斷全球化的過去及將來走勢,我們必須先為其下一個合理的定義。美國前財長薩默斯(Lawrence Summers)將全球化定義為「通過商品貨品、資金人口,以及思想流通而促成國與國之間持續增加的聯繫」(phenomenon of increasing interconnection between the world's economies as reflected in the flow of goods, capital, people, and ideas)。但此一定義為免過於經濟為主導、並忽視了在經濟與經濟之間互動以外的全球化。經濟體系未必是全球化互動的唯一或主導單位;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也未必會必然導致更多的相互聯繫 (interconnection)。由此可見,這定義過度單薄,並未充分反映全球化的多面多樣性。

社會學家哈維(David Harvey)認為,全球化乃是由經濟活動所帶來的社會時間─空間的壓縮所構成(compression of social time-space through economic activity),卻並未有就着全球化提出仔細的具體定義。哈維的定義,能覆蓋經濟與社會之間的互動,間接延伸到全球化對我們生活方式、價值觀、與勞動及產物(labour and product) 的關係等層面上的二次效果。但這定義,也未能透徹地反映或彰顯過去一百年地球在全球化下所經歷的種種,也未能覆蓋不受所謂的「時間─空間壓縮」所代表的額外例子(比方說,遠方發生的戰役導致燃油及物資價格上升,這並未能以單純的「壓縮」作全面撰述──我們需要一個更為貼近事實及全方位的定義)。

此時,讀者可能會說,我在這裏咬文嚼字,為的是什麼?只要我們在現實生活中能熟能生巧地運用「全球化」及「去全球化」等字眼,去作出個人的分析及評論,我們又何須就着全球化的定義在這裏磨磨蹭蹭?但此批評觀點干犯的謬誤則是,若我們不能成功地就全球化範圍及目標作出較鮮明的定義,從而進行比較性分析,我們又怎能了解到其是否正在上揚或消退?

依我所看,全球化乃是一個在經濟、金融、社會、文化、資訊、政治,以及政治道義與責任層面上的全球範圍「擴散」,締造各國政府、民間、公民社會、商界之間的相互聯繫,從而促進了國與國之間前所未見的共同依賴及脆弱(collective dependence and vulnerability)。全球化早在哥倫布於15世紀末發現新大陸時便已出現,但在冷戰後期與過後,尤為加速,也因而培育了一整代生活在全球化相對最為美滿完善(除非你是生活在被戰火炮轟及炸毀的國家中的無辜受害者)的新生代年輕人。相對於他們先輩前輩,這些年輕人普遍生活條件較為優渥。比方說,對於我國內的不少朋友來說,他們可能是家中裏面第二代上大學、第一代上海外大學的學生。海外留學五十年前可能是夢寐以求的稀有機會,現今卻成為了國內學子躋身頂尖知識階層的必經之路之一(當然,也有其他途徑,比海外升學更嚴謹而高素質,這裏就不說了)。但是這一點,便能論證到全球化為個別個人發展所帶來的龐大機遇及空間。

很多針對全球化的批評,往往圍繞着對放任資本主義所帶來的社經及文化不平等而所進行。全球化,「加劇了貧富差距」(皮凱提﹝Thomas Piketty﹞、斯蒂格利茲﹝Joseph Stiglitz﹞)、「導致已發展與發展中國家經濟距離愈拉愈遠」(森爾﹝Amartya Sen﹞、內裏扎根着危險的白人至上主義及所謂的「優質文化」(達魯爾﹝Shashi Tharoor﹞及米斯拉﹝Pankaj Mishra﹞)。這些批評固然有其公允性,但我們今天並非在就着全球化利弊評頭論足;我們今天是要就着全球化是否正在消逝做出一個宏觀、客觀判斷,以及圍繞着此趨勢可能的起因進行初步探索。

二、 從大國博弈鬥爭說到「局部去全球化」

說到這一點,是時候看看一些客觀數據。當今無論是軍事還是經濟實力,全球最為重要的「大國」或「跨國」持份者乃是美國、歐盟(歐洲諸國所形成的多國共同體)及中國。綜合官方估計數字,美國2021年的國內生產總值乃接近23萬億美元;中國總值接近18萬億美元;歐盟總值則超過17萬億美元,略遜於中國。這三大經濟體系也同時享有着世上相對最為深厚的軍事、戰略、政治實力,在各自的地緣影響領域(sphere of influence)中具備相對鮮明的絕對優勢。最後,這三個體制之間的互動,對不只是鄰近地區及國家,甚至是遠至一洋之隔的也有所影響。固然日本、印度、俄羅斯、東南亞諸國等也具備擁有此等影響力的潛能(俄羅斯及日本甚至一度是美國以下的二強),但按他們現時勢力,並不匹配所謂的「大國地位」,頂多可說是區域大國(regional power)。

在這前提下,若我們想就着全球化是否正在消退一窺究竟,最為直接的方法,其實便是分析以上這三方之間的經濟貿易、金融、政治、文化及意識形態等層面上的來往及交流緊密度。從商貿層面上來說,中歐關係暫時看不到鮮明脫鈎的跡象──2021年,歐洲向中國出口總額達至2200億歐羅,相對於十年前增加了幾近八成有多;入口總額也增至4700億歐羅,反映出中國對歐盟而言的經濟重要性。同時,即便是在特朗普粗暴的貿易戰下,中美貿易總額仍在2021年錄得超過兩成半的按年增長,表面上反映出在一個在商言商的層面上,中美歐等國並沒有太大的「去聯繫」(delinkage)徵兆。

當然,我們不能單憑這些數字便武斷地說,「一切如常!」在新冠疫情及地緣局勢漸趨緊張的情況下,美國及歐盟(尤以前者為甚)正在積極部署將戰略性產業重新搬回國內,以減少在能源及電子產品等層面上對中國的依賴。同時,過去數個月疫情及應對疫情的嚴厲措施對全球供應鏈所帶來的體制系統性衝擊,相信將對是年及來年中美歐之間的貿易往來具備頗為嚴重的滯後打擊,絕不容忽視。當然,這些衝擊會否導致貿易去全球化的全速開啟,仍看疫情封鎖措施的長度,以及封鎖過後的復甦政策積極及正面性──同時,也在於外資及外商如何看待是次疫情所反映出的未來軌跡。

金融層面上,中國與美國這兩個龐大的金融市場,暫時看來並沒有徹底脫鈎的意圖或短中期可能性(無論是中國手上龐大的外滙儲備及美元國債,還是美國在華的投資及金融投放,若有任何突發政治事件導致出現凍結或毀約,將會對全球金融體系構成毀滅性的打擊)。但從三大趨勢上來看,中美之間未來10至15年相信難以更進一步地相互開放投資流通──一來,人民幣即便通過電子化而趨向國際化(需要一段時間),美國投資者在地緣風險評估下,相信並不會選擇以人民幣作投資基礎,進行在華的投資;二來,無論是美國對中資企業在外上市的苛刻要求,還是中央政府眼中對金融安全的絕對要求,這些種種都令中美雙方企業到相互市場上市的意欲及頻率大大減少,確實有可能大幅削弱國內企業融資集資的能力,更令不少獨角獸失去重要的生長土壤;第三,中美歐之間的金融互動,現已並不能與「國家安全」所切割。當一切我國在外融資及投資皆被當地麥卡錫式的「反滲透」主義所凌駕,這種根深柢固的猜疑,又怎能培育出茁壯成長的跨國龍頭企業?

長遠而言,相信中方、美方、歐方將會各自推動自身經營的資金及金融圈,以半閉環模式經營──固然有個別人士及國家仍能左右逢源,在中美歐之間周旋:但這相信不會是常態,而是例外。資金流動性有所下降,資金擺向所帶來的短中期不穩定性相應降低,但長遠的結構性風險,在失去平衡緩衝的缺憾性市場下,只會直線上升。屆時不是「哪裏的股市會升或跌」的問題,而是全球金融市場將會失去過去30年資金互通互聯所帶來的龐大動力,在虛擬貨幣爆破及地緣政治所驅動的撕裂下,重新轉化成以區域實體經濟為基礎及主導的「舊瓶新酒」。

筆者一直關注的,乃是民間及公民社會之間的來往及正常合法交流。遺憾的是,依現時種種跡象來看,無論是文化、教育,還是個體與個體之間的良心互動,相信只會愈加困難。至少在未來5年之內,中美歐之間的文化全球化不見得有改善趨勢。原因有二:第一,現時各地政府皆認為「對方」有意以民間團體及公民社會聯繫作所謂的「侵略性」行為。因應俄烏戰爭,英國、歐洲部分國家,近日皆在探索加強《反間諜法》,以維護他們眼中的國家安全,並將任何懷疑與「敵對勢力」有密切關係者皆納入他們監察範圍中──當中更有可能涉及一些長年進行文化工作、致力推動中外認知的當地人。反之,在極端防衞式民粹(defensive populism)及舉報主義奉行的社會內,也出現了不少以上綱上線批鬥為樂的所謂「愛國者」,以愛國之名、行機會主義之實,嘗試將任何國際主義者皆扣上各種各樣的帽子,以增強自身政治資本。

第二,隨着世界各地政府抗衡新冠疫情的措施出現明顯的路線及方向分歧,中歐美之間,有個別國家選擇徹底躺平、有國家選擇剛柔並重的中間路線,也有國家堅持自身對消滅一切新冠病毒傳播的路線。在這些路線之間出現了很明顯的分歧,而世界各地之間的旅遊、觀光、消費,以至人與人之間的深度交流,也在這些政策落差下,出現了嚴重的實施障礙。即便疫情過後,要將這些種種的飛行及航行鏈恢復,相信需時甚久,並不能一兩年內達成。隨着元宇宙崛起、價值觀取代經濟利益主導人民的消費習慣(詳可見西方諸國杯葛俄羅斯、我國杯葛反華勢力的行為),相信疫情的後遺症並不會那麼輕易地消失,而只會繼續將我們綑綁在現有的實體地理秩序之中(order of physical geography)。以上種種因素固然浮現在中美、中歐、歐美之間的關係,卻也能應用在以上三大勢力與其他中小國家之間的互動。

三、 我並沒有忘記中小國家!──論「全方位區域化」

讀到這處,有些讀者可能會不耐煩地說,「Brian,這個世界並不是只有中歐美等國家及地區,還有俄羅斯、印度、日本等等!你肯定受自己的偏見影響,忽略了全球其他的中小國家,以及地區勢力!還不承認這一點?」

親愛的讀者朋友,請你稍安勿躁。我是一名政治科學出身的學者,不是一名譁眾取寵的公共輿論分子──我當然知悉,也認同,全球化存在與否不能單純以「最大那幾塊」做衡量標準。比方說,按生產總值而言,東盟乃是一個比印度更重要的經濟體系。又或是,若以購買力作基礎的話,其實我國早已「超歐超美」,傲視群雄。但這不是一個「大小比較」比賽──而事實上,我認為全球各地正上演着「全方位區域化」(holistic regionalisation) 一幕。也即是說,中小國與國之間的聯繫並沒有必然的下降,但聯繫的基礎,乃是圍繞着一道區域主軸,而並非跨越洲際及邊界的「跨州聯盟建立」(construction of trans-continental alliances)。就着第二點:說白點,我不認為某某長年盤據大西洋的中等規模實力,大剌剌地表示自身將會「重返太平洋」,便代表能在太平洋上有所作為。跨越邊界及地平線的所謂「聯盟」聽起來很豐滿,實際操作卻很骨感。

全面區域化意思有二。第一,中小國家的主要貿易、軍事、戰略(因而「全面」)合作夥伴,將會圍繞着在自身附近的區域勢力(regional power)或傳統大國(superpower)而所進行。第二,原本能夠左右逢源及以「中立」自居的勢力,在大時代的趨勢下,被迫歸邊,或是要通過確立更強悍的內部團結機制(例如相對於東盟較為鬆散的結構,反而更類似歐盟議會,甚至更有約束力),以抗衡成員「跳船」而被大國吞噬的引誘。

此判斷背後根據及影響因子也有三點。第一,正如著名學者鄭永年前輩在《有限全球化》及剛過去的博鰲論壇的發言,我們見證了傳統全球化(將中歐美拉近的趨勢)在過去十年遇到頗大的阻滯及障礙,甚至出現走回頭路的情況。鄭教授反指,「亞洲是當前國際合作的典範」。這一點,突顯了在一個經濟配合及戰略產業控制權層面上的積極區域化:在俄烏戰爭及新冠疫情過後,我們見證着不少中小國家中的權貴及經濟精英嘗試將自身戰略產業、海外資產重新轉移至離自身國家權力核心較近的空間,以免資源流失及產業政策變相促成外部勢力將其「要挾」等的風險情況。正因為有需要與其他國家合作、也要同時確保合作並不會帶來難以堵塞的外流內滲狀況,各國才因而寧願全球供應鏈出現一定程度的「碎片化」,以保存整體國家的自主權與勢力。

第二,全球化在過去數十年固然有其極大的貢獻,為人類命運共同體帶來史無前例的開放及交流機會,讓不同國家的人民皆可以在不受自身出生地所綑綁的情況下,走出去、看世界。但與此同時,全球化也在不少國家與空間(包括已發展地區)中留下嚴重的結構性問題,令工人、勞動階層、往下流的中產階層,以及普通年輕人,在昂貴的地價租金、外來輸入勞工所導致的失業,以及產業急速轉型,難以讓人適應所帶來的種種難關下,對構建出來的所謂「全球化菁英階層」產生由根的厭惡。再加上別有用心的本土右翼政客煽風點火、巧妙地利用了人民的怒憤去論證他們的偏見及排外思潮,故而締造出以特朗普、馬琳勒龐(Marine Le Pen)、法拉奇(Nigel Farage)、莫迪(Narendra Modi)為表表者的排外民粹主義。政客為了贏有票可投的選舉,自然會不惜一切地滿足選民,從而將這些最為劣性的排外圍內思潮無限放大,直至人民確實相信各種各樣的假謠言與新聞,將移民妖魔化而群起攻之。

筆者相信,正是這種反國際化、支持內捲內向的心理,讓區域化將會成為不少政治冷感或普遍反感的「游離民眾」之間的共通點。這些厭惡性思維的長遠影響,最能反映的地方莫過於歐盟──經歷了英國脫歐公投的歐盟,固然在是次俄烏戰爭中重新獲得了救命索,讓他們得到了在反歐主義者群起而攻之下的短暫迴光返照(可參見馬克龍在是次法國總統選舉擊敗勒龐),但隨着俄烏戰爭為歐洲所帶來的經濟及政治成本拾級上升,歐盟諸國的國民又會否願意在一兩年後,「放下彼此之間矛盾」,共同去維護所謂的共同身份認同?

最後,有些較為樂觀的朋友,此時可能會說──以上頂多只能證明世界朝着一個「多極」(multipolar)的方向前進。一個多極的世界,豈不是一件好事?不同「權極」之間,仍需要一定程度的相互容忍及合作,對吧?這難道不就是「去全球化」的最佳反駁──大小國家並沒有「去」全球化,而是以另一種形式去經營這種全球化。由此可見,我的悲觀,似乎乃是過火了。

坦白說,我也很希望這一點判斷是對的。我也曾經認為適度「逆全球化」,並不等同「去全球化」,透過重新塑造及建立國與國之間的「尊重距離」(respectful distance),我們能最終邁向一個世界大一體的「多極多元國際社會」。

但此一願景構建,未免太天真而簡單了。多極主義的前提是,每一極之間皆存着一定的權力對等及平衡。大國與大國之間,「誰也佔不了誰的便宜」,要在這前提下,方能實現所謂的「多極多元」。

反之,若去全球化趨勢導致各大小區域之間更為疏遠,本身實力不足的區域變成更為孤立,則只會助長現有國際秩序既得利益者繼續猖狂,而並不能解決「帝國」與「從屬國」之間的實力懸殊問題。全球化固然對國與國之間的實力對比有所放大,卻也是解決人類面對的共同問題的不二方向。唯有寄望全球化從灰燼堆中,浴火重生。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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