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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3月8日

屠海鳴 維港鐘鳴

我向韓正副總理報告香港住房問題

又是一年春風至,中國進入了兩會時間。前天(3月6日)上午,主管港澳工作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港澳政協委員「共商國是」座談會,我非常有幸,被安排作為4位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中的其中一位,面對面的向韓正副總理報告了香港的住房問題。

我開門見山的向韓副總理說,有個簡單的公式:「房子+愛=家」。擁有心儀的房子,是一個家幸福美滿的基本前提。

我接着說,這些年來,中央非常關注香港住房難題。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接受行政長官述職時,多次要求香港特區政府要化解住房難題。去年3月7日,韓正副總理參加香港代表團的審議時說,解決香港住房問題,難度是很大,但總要有開始的時候。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要求盡快告別令人揪心的「劏房」、「籠屋」,駱惠寧主任親自帶領中聯辦的幹部走訪香港的「劏房」,這充分體現了中央對「香港這個家」的關愛和重視。我向韓正副總理滙報稱,過去一年,特區政府在覓地建造公屋上有較大動作,並提出了北部都會區願景,可以說,在解決住房難題上開了一個頭。但住房難題涉及到的矛盾錯綜複雜,目前還沒有觸及問題的根本,必須拿出壯士斷腕的勇氣,從根子上解決。我看到坐在我正對面的韓副總理認真的聽着,不時還在本上做着紀錄。

「住房難」本質是缺少共識

我告訴韓副總理,香港住房難,從表面上看是缺地,本質講是缺少解決問題的共識。香港開埠至今百多年間,僅開發了四分之一的土地,而深圳經過四十多年的發展,開發了80%的土地。與香港地理條件相似的新加坡,不僅合理開發了原有土地,還填海造地,新增了大量土地。為什麼深圳和新加坡可以做到的,香港做不到?因為政府、地產商、有房一族都有維持高房價的共識,缺少降低房價的共識。

我這樣分析,如果房價降不下來,政府能為無房者提供足夠的公屋住所,住房矛盾則會小得多。但實際情況是,自港英時代起每年興建3萬個公屋單位,回歸後,第一屆特區政府曾於1999年興建公屋增至4.7萬個,2000年增至7萬個。此後,每年興建公屋的數量減少,又回到了3萬個公屋單位的起點。私家樓太貴,基層市民買不起,而申請租住公屋的人太多,平均需要排隊輪候6年。「劏房」和「籠屋」就應運而生,如今,香港有20多萬人住在狹窄的「劏房」裏,有幾千人住在不足兩平方米的「籠屋」裏,這樣的居住條件無法保障生存的基本尊嚴,這是對香港這個擁有「東方之珠」美譽的國際大都會的最大諷刺!

解難關鍵在一個「捨」字

我看到韓副總理聽得非常認真。我續說,香港「住房難」根源不在於地,而在於人;核心是兩個字:利益。解決「住房難」,關鍵在於凝聚「捨利求仁」、「捨利謀遠」、「捨利為港」的共識。

我這樣報告:首先,必須看到「住房難」已經不是一個單純的經濟問題、民生問題,而上升為政治問題、社會問題。2019年「黑暴」期間,那些受反中亂港勢力蠱惑上街施暴的年輕人,許多來自基層市民家庭。長期居住在狹窄的空間裏,容易使人形成暴躁的性格,貧富差距拉大、上升通道受阻,又讓年輕人看不到前途和希望,於是,他們以暴力手段發洩對社會的不滿。

其次,必須看到高房價損傷了香港的競爭力。房價畸高,導致僱主和僱員的租房成本太高,不利於吸引投資者,也不利於留住人才,從長遠來看,得不償失。

我把聲音提高了一些說到,香港的住房難題不解決,必然加劇社會割裂,危及長治久安。過去,由於反中亂港勢力的掣肘,香港社會不具備凝聚共識、破解民生難題的客觀條件。但現在的情形不同了。在中央主導下,《香港國安法》和新選舉制度實施,「愛國者治港」落到實處,香港的政治生態煥然一新,徹底解決住房難題的條件已經成熟。只要我們能從全域高度和長遠角度思考問題,願意以「短痛」換取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住房難」就能從根本上解決。過去,人們反覆討論的各種難點、堵點,其實都屬於技術性問題,沒有破解不了的。

我在上海連續擔任了五屆市政協委員和常委之職,認識曾經長期在上海工作的韓正副總理長達25年。因在上海工作,韓副總理深知在香港這樣的國際大都市解決住房難題非一日之功,他要求香港解決住房難題「總要有開始的時候」,這啟示我們應該按照「分步走」的思路,逐步解決住房難題。我在滙報中提出了以下三條建議:

「三步走」徹底解決「住房難」

着眼近期,大量建造公屋,解決燃眉之急。公屋輪候時間太長,目前還有15.2萬個家庭在排隊等候。建議政府把輪候6年縮短至2年以內,以此期限來計算每年興建公屋的數量,列出時間表,加快推進。鑑於政府手中可供建造公屋的土地不足,可依據《收回土地條例》,依法收回地產商手中的閒置土地。香港的地產商是香港的持份者,有愛國愛港情懷,識大體、顧大局,不少企業早已公開表示願捐地造屋,只要政府因勢利導,一定能收到大量土地。

着眼中期,發展新興產業,改善財政收入結構。香港長期實行低稅收的政策,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是土地,應該逐步調整產業結構,特別是利用參與大灣區建設的機遇,依據香港優勢發展新興產業,逐步探索用新的收入替代土地收入,徹底擺脫對「土地財政」的過度依賴。

着眼遠期,加快規劃建設北部都會區,拓展空間分散人口。北部都會區將使香港的城市格局徹底改變,其意義相當於「香港的雄安新區」,可從根本上解決香港「住房難」。政府應高標準規劃建設,特別是注重產城融合,讓市民「住得進、能就業、可致富」,生活品質得到全面提升。

韓正副總理聽得很認真,對我的滙報表示讚許。他在聽了4位香港委員、3位澳門委員的發言後說,像住房這樣的香港重大社會和民生問題,一定要有解決辦法,一定要有解決的時間表。會議結束,韓副總理在離開會場前,熱誠的對我說:「海鳴,你今天關於香港住房問題講的非常好!」

相信在中央的關心和督促下,特區政府摃起解決住房問題的「主體責任」,香港社會各界共同努力,這一難題一定會逐步解決。

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暨南大學「一國兩制」與基本法研究院副院長、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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