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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27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如何修補中美關係?──半年回顧

中美關係在過去數個月,正在緩慢地惡化。

一、中美關係現況

逐漸走出新冠肺炎疫情陰霾的美國,並沒有如部分國內對華鴿派判斷一般,緩和對中國的語調、政治、經濟等層面上的攻擊。從對台灣議題層面上的針對性發言,到澳洲─英國─美國簽訂安全協議(AUKUS),再到就着中國議題的種種批判,美國似乎出現了一股較為頑固的排華思潮,認定中國為一個將極權、威權主義出口到外的危險國家,並取代了俄羅斯及伊朗等「次要敵人」,成為了美國及西方社會的主要(假想)敵。

若要將美國對華取態過去三四個月的演變更準確具體地標明,也許可以下形容作概括:白宮表面上就着北京的針對性語言及詞鋒似乎有所轉軟(拜登在聯合國發表的演講中,幾乎沒有提及中國),可實際上反映的,則是美國似乎有意拉攏立場鮮明地反華的傳統盟友,建立一個以軍事霸權勢力為基礎的「抗華聯盟」。華府似乎走出了舉棋不定的時期,從消極色彩的單純口頭上批評北京,演變成更有組織性地塑造排斥中國的經濟及策略性聯盟。

與此同時,正在經歷一系列前所未見社會變革的中國,也同時在對美立場上有着一定程度上的固化。中國對美外交取態大可分為兩大旋律──主旋律乃是,「在關鍵議題上,寸步不讓」。

這一點,從上周五中方剛公布的《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中亂港勢力事實清單》,到外交部對外──尤其是就着台灣及新疆議題──一連串強硬而立場鮮明的措詞,再到民間反美情緒逐漸從政治精英及草根兩端「反包圍」及延伸到本質上取態一向較為溫和的中產階層,顯而易見。北京認為拜登上場過後,我國應當給予的「蜜月期」時限已過,自特朗普下台以來對華政策卻不見有任何結構性調整,似乎毋須投以任何遐想。

但我們也必須了解到,我國對美政策次旋律,也正在逐漸形成。從秦剛大使對美國就着新冠疫情和全球暖化等議題上的喊話所釋出的善意,到中美之間透過美國副國務卿舍曼(Wendy Sherman)之旅的局部破冰,再到中國與美國在阿富汗議題上的討論及磋商,以及最為近期的國家主席和拜登之通電,這些層面上反映出中國外交的次旋律,「在次要議題上,合作乃是新常態,更是必然。」

同時,白宮也在抵擋着國內對華更為極端的民粹聲音──無論是在就着新冠疫情起源的調查(雖然明顯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渲染性在其中),還是在台灣議題上整體的取態(拜登一時的衝動發言,可幸並沒有讓美國投向等於玩火的「戰略性清晰」(strategic clarity)取態),以及就着香港及中國所謂「人權」問題上,共和民主兩黨較為尖銳而意識形態上反華的一系列防禦性回應,拜登政府雖然仍然堅持在中國問題上「說三道四」,卻也比他上一任的特朗普,來得較為靠譜。誠然,台灣議題絕對有可能引發一次全球性戰爭及災難──美國不應,也從政治現實層面上,沒可能推翻一個較為穩定的現況(status quo)。

由此可見,對於期望拜登上任後能帶來中美緩和的觀眾及評論家來說,如今的演變算不上值得令人欣慰。可實際上,惡化速度也沒有兩邊「鷹派」(暫且定義為「對中美互建正面關係不抱期望,或沒有太大興趣」者)所預料一般,一發不可收拾。固然有個別聲音(包括離港人士)也許寄望中美關係能徹底崩塌,但這種一廂情願的想法,一來非常不負責任,二來也是與政治現實不符。

與其說中美之間正存在一場新冷戰,倒不如說,中美之間正在摸索競合遊戲中,「競」與「合」之間的比重。在此過程當中,固然能避免不必要動盪乃是最佳,但在徹底確立一個新平衡點之前,摩擦及針鋒相對,乃是過程中必然要付出的代價。我們唯一要怕的,則是類似擦槍走火,最終會導致中美被拖進沒人想看見的矛盾及漩渦之中。

二、如何解讀過去半年中美關係走勢──三大解釋

我們應當如何解讀過去半年的中美關係走勢?主要的論述可分為三大類別,當中固然有所重疊,卻也因為種種公共輿論的內在外來因素,而呈現得頗為壁壘分明。

第一套解釋方法,乃是結構性框架,認定中美之間的博弈及鬥爭,乃源自中國崛起對美國所構成的結構性衝擊。此中又可分成,「軍事威脅論」(中國在軍事實力上有可能超越美國)、「經濟實力論」(中國在經濟實力上有可能超越美國)、「意識形態論」(中國的意識形態對美國西方選舉民主的論述壟斷,構成大規模而具威脅的衝擊)。這些種種論述的具體細節並不重要,關鍵的卻是他們之間的共同點:他們皆不約而同認定,美國對中國的反噬及反擊,與中國的崛起息息相關,並不能輕易地化解。

這些理論認為,在以上這些前提上,加上新冠疫情引發美國國內潛藏已久的排華種族主義及白人至上主義,美國自然「看咱們不爽」,要讓我們重新屈服在其全球霸權之下。在此框架下,過去六個月的事態演變,自然再也正常不過。結構性論述判斷的是,中美關係惡化、鬥爭加劇,只是一個時間層面上的問題──本身並無懸念。

此論述的缺失有三。第一,其並不能全面地解釋,為何中美雙方在推動化解全球暖化及局部國際地區層面問題上,在過去半年達成不同程度的協議及共識──包括就着碳排放及資訊互通等領域方面的交流及溝通;卻又與此同時在某些議題上劍拔弩張──固然「抓大放小」是一個雙方皆可用的原則,但在以上的全面對壘分析框架之下,中美兩方又有何誘因這樣做?第二,結構性分析框架可以解釋整體宏觀性趨勢,卻並不能解說具體事件──比方說,秦剛大使對美的取態及立場,與其他外交同僚對美國的語調有明顯不同,這又為何?

同時,美國嘗試透過拜登與國家主席的對話,釋放出所謂的「橄欖枝」──又有何緣故?當然,君可說這乃是兩方都想適度「降溫」的表示,但若單純以一個你死我活的存在式矛盾來剖析中美關係,又怎需要「降溫」的空間?第三,結構性解釋最大的弊端,則是其將個人及個體的自主權扼殺,忽略了雙方官員和公民社會(尤其是前者)能透過個人決定所發揮的作用。正是這種「結構斷定中美終須一戰」的論述,讓中美矛盾成為一種自我實現的預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

第二套解釋,則是事件性框架,圍繞着具體事件。箇中認為中美過去半年的關係發展,必須透過過程中發生的個別事件及雙方對其應變來作具體撰述。比方說,在年初阿拉斯加舉辦的中美對談,中方官員的言論,在美國本土被渲染成「戰狼外交」的延伸,這種論述卻似乎明顯忽略了王毅及楊潔篪多番強調,中方並沒有意欲或興趣開展「侵略性」外交,只想在確保自身人民利益的前提下鞏固自身管治,發展中國特色的多邊主義。固然中國外交模式未必是美國人那杯茶,但美國所謂的「保守派」媒體對會面的偏頗報道,將美國社會中本已存在的「中國外交狠辣野蠻、好勇鬥狠」思維更為加深。與此同時,美方對中方的批評,被視為是拜登上場後對中國的一次正式定性。雙方在該次會面及後,除了要回應國內民眾所施以的壓力及期望,更是要處理盟友對他們就着阿拉斯加會面後續回應的期望。

再以一個較為新近的新聞為例,美國在阿富汗慘不忍睹的撤兵及行動「終結」,令拜登主觀地認為,必須在外交層面上重新奪回主動權──才會在盟友幾近毫不知情的情況下,與英國及澳洲達成協議,推出草草了事的AUKUS協議,更令法國只能急急召回駐美國及澳洲大使以示抗議。也正是美國藉具體舉動(及單一事件),重新開拓了一個能讓中國拉攏法國及正面臨大選的德國的機會,讓他們在對美國失去信心的情況下,考慮將外交政策的排華性降低,重新調整對中美關係的立場。最近《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有一篇文章指出,歐洲絕大多數民眾並不想成為中美之間新冷戰的「磨心」──若能成功掌握這種思維,必然對與歐盟建立更深厚及可持續的外交關係有莫大幫助。

這種論述的優點很明顯──便是能更準確具體化地預測因應不同情況及事件所衍生而出的國家回應。比方說,且當兩國之間存有不可調和的矛盾,也有可能因應突發的特殊情況,而有所徹底改變。911對美國來說是一場莫大的悲劇──當時我國國家領導人決定在反恐議題上與美國站在一起,排斥及堅持將恐怖分子從世界舞台上清除,此舉除了贏得美國外交體制內不少掌聲及感激,也讓中美關係步出九十年代中到末一系列的衝突(包括1999年的五八事件)所引致的陰霾,為中國及後進入及參與國際經濟及政治體制的「黃金十年」做出關鍵的鋪墊。

此外,當年突尼斯小販布瓦吉吉在政府大樓前自焚,當地政權的回應和及後的一連串連鎖反應,最終導致了大規模示威出現和蔓延──亦即「阿拉伯之春」。固然阿拉伯之春源自的,也包含了其他的結構性因素,當中西方社會(包括美國)對該處控制權虎視眈眈的野心及程度也不容忽視,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一點:歷史很多時候並非由結構性趨勢所一錘定音,而是結構性因素與突發性事件之間互動所產生的。忽略這一點,只會令歷史觀出現根本性偏差。

但過度重視單一事件,則只會令我們將表徵錯當主因──固然緬甸軍政府推翻民選政府,乃是一個偶發性事件,但民選政府多年以來被軍政府約束,昂山素姬在西方輿論壓力下仍能維持國內民眾的大幅度支持,以至緬甸軍方對中緬合作的戒備及警惕,這些種種結構性因素皆有促成軍政府掌權這點事實的「共業」在其中。若單純視緬甸政變為一場意外,則是忽視了空穴來風,絕對有因。

第三套解釋,則為資訊性框架。此框架將中美雙方視為博弈論中的「玩家」,兩者之間資訊存有根本性的不對稱──在三大主軸上呈現。第一主軸,乃是雙方的動機及誘因(決策者關注的是什麼,假裝關注的是什麼,實際最為關注的是什麼?)。第二主軸,乃是雙方的資源及實際實力(究竟中美軍事及經濟實力之間,存有多大的距離?中方是否已能在局部地方上實際超越美國?)。第三主軸,則是中美國內民眾對政權及政府的支持度,以及民意的擺向。在過去一年多的疫情及雙方關係交惡的前提下,中美雙方要在以上幾個問題中找出及達到共識,確實非常困難。此框架認為,正因雙方欠缺在實際事實層面上的共識,才會令他們在對雙方的判斷及觀感上持有固定「眼鏡」及視角,從而主宰他們的舉動。

舉個很簡單的例子來說。對於北京而言,南海諸島是自古以來的中國領土。中國對外表示,在南海所建造的軍事結構及堡壘,乃是為了捍衞自身的主權。美國部分聲音則認定此乃是中國擴張主義(expansionism) 的表現。固然這些聲音當中,不乏具備「私欲」(ulterior motives) 的既得利益者,想要透過把中國描繪成一個支持無限擴張的霸權,從而妖魔化中國。可事實上,無論是台灣問題還是南海問題層面上,外國也有不少較為「中性」的評論及分析員,確實對我國具體立場及方針缺乏基本的認知──正因為中國對外的宣告,與實際上內部的討論及政策釐定之間存有很大距離,這一點令絕大多數缺乏「特別消息來源」的中國觀察者無從入手。

同時,在分析美國的外交取態(包括就着四國聯盟〔Quad〕及AUKUS等所謂的「聯盟」之實際意欲)之時,北京同樣缺乏準確而具深度的消息來源。在此前提下,才會有各種各樣的聲音及論述浮現──包括,認定AUKUS乃是美國向中國「開戰」的前哨戰,或認為四國聯盟是會與五眼聯盟連結起來圍堵中國的「頭號敵人」。這些研判,固然皆存有一定的價值觀包含在內,卻也反映出中美雙方資訊不對稱及不平等之下,有可能衍生的誤會及曲解。

依筆者所見,以上三大說法各有利弊,必須以一個綜合性的思維模式,將他們結合起來。過去半年中美關係緩慢惡化之成因,既有資訊流通度的影響在內,也有令其競爭及交惡的結構性誘因在內,更有包括新冠疫情再度惡化、台灣出現與兩岸關係現況較大偏差的輿論、美國從阿富汗撤兵失諸交臂等單獨事件的因素在其中。我們必須審慎處理,方能更全面掌握事實全部。

三、展望未來

筆者近日獲邀參加了一個由美國卡特中心及北京大學等機構合辦的中美年輕學者交流論壇,並在會議上發表了一份關於中國外交政策的論文,以回應一些外界和國內部分聲音對國家外交政策的誤判及評論。此時此候,中美兩國之間仍能有相互尊重及促進兩方對話及了解的空間,實為得來不易。接下來幾篇文章,筆者將會嘗試探討中美若要修補關係,應當以什麼模式或方式進行。下周,我們將會集中探討二軌外交的重要性。多多指教!

之一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破繭論》作者

 

(編者按:黃裕舜最新著作《破繭論》現已發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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