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8月13日

年級、時間表、課室

連續數月論及社會文化中有關教育的基本假設。前面比較着重探討教育、學校、科舉等有關的社會意識。其實，文化中的基本假設，也許是前面論及社會文化各個方面的基礎。前文陸續論及的文化要素：語言、文物、禮儀、節慶、英雄、隱喻、準則、價值，都可以看到在不同層次人們的假設。因此會不假思索（不必思考）、理所當然（想當然）、不言而喻（不必解釋），而認為自己文化裏面熟悉了的，就是應該的、正確的、合理的，而不作他想。

前文比較着重社會之間的文化差異，比較少提到一些世界上普遍的對教育的假設。也可以說是教育文化的基本假設。也就是說，人們對於教育的一些假設，是教育專有的，形成了對於教育的一種「文化」。比如說，除了極少數的社會，都會假設教育是培訓人才、勞動力的機制，因此學校就是培訓機器。是把工廠生產的模式，搬到學校制度。於是，不知不覺之中，學生被看成是生產的原材料，他們受教育的過程，是教育這部機器對他們「加工」的過程。人們假設，學生開始是沒有知識的，腦袋是空的；是學校對他們「泵」進了知識，於是他們就有了生產力的增值，也讓他們個人有更多的收入。這其實是傳統的教育經濟學的根本原理︰More learning, more earning。

以上，在本欄過去的文章中，已經頗有探討。然而，在學校的運作過程中，我們還有很多很多的假設。

按年分級理由何在？

年級。人們假設，不同的孩子，在特定的年齡，學習的能力與階段，是完全一樣的。因此，按齡分級──八歲的孩子，都應該讀三年級。三年級，要學分數加減；他們都應該學得會；學不會，也就是不符合八歲孩子應有的學習，就是不及格。這其實是沒有科學根據的，是因為要篩選也把所有學生放在同一個進度裏面（所謂「公平」）。

人們假設，不同的孩子，都要學同樣的東西；就像工廠的生產線，每一件原材料，都要接受同樣的程序加工。這種「假設」，根深柢固，即使是不斷有科學證明：孩子的成長，只有粗略的年齡階段，不可能把「一年」看成是孩子成長的梯級。

這方面，世界上其實已經有了不少打破的嘗試。筆者曾經在澳洲西部，看到過「兩年一級」的嘗試，及小學六年，分成三個Block，6-8歲、8-10歲、10-12歲，分別在三幢樓上課。就等於把兩個100米的賽跑，變成200米的賽跑，學生就有了更大的迴旋空間，可以各自調節自己的進度。雖然從結構上看來，只是一個很小的改動，卻殊不容易，很多家長習慣了「一年一升」，孩子念了兩年的第一年，要就是心裏覺得不踏實，要就是爭取一年就跳級。人們對「年級」裏面的「年」，是頗為在意的。

也在挪威奧斯陸近郊，訪問過一所學校，初中12-15歲。全校300人，分為4組（Bases），每組75名學生，混齡。每一組又分成5個小組（Basic Groups），各有15名學生，也是混齡。按照不同的學習內容，採取不同的組別形式。唯獨到了數學，就回到按年齡分組。學生的時間表很複雜，每個人胸前掛一塊牌，每一節課，是什麼內容（科目）、地點、組別，都要放在一個彩色的時間表裏面。那行政上豈非非常複雜，校長說，「對！但是傳統的做法，是讓學生的學習去遷就行政的方便。」真是一語道破：按年分級的理由，是行政多於專業。

筆者曾經在一所新的私立學校創立的時候，第一年只有50名學生，完全混齡，除了學生各按自己的進度學習，還有長幼學生之間的互動，真是美不勝收。不過當學校變大了以後，就只能按齡分級，否則，行政上承擔不了。

可見，這種按齡分級的體制，已經固化成了全球教育界的文化。上面所舉的例子，只能說是零星的嘗試，還不知道是否可以持久，也需要有魄力的校長；說不定換了一位校長，又回到傳統。

課時切塊可有道理？

時間表。很容易假設，時間表就是一塊塊的「課節」，例如35分鐘，佔滿一周的時間。由於要學的方面愈來愈多，於是時間表就愈來愈複雜，也愈來愈難安排。很佩服每家學校裏每年負責編時間表的老師，可以安排完善，真是有點奇妙。能用的時間不夠，就或則把每節的時間縮短，又或者「加堂」延遲放學。香港一度不少學校採取6天循環制，往往就是把5天的一周，伸展到6天。最長的還看過8天甚至10天周期的。時間表，也表現着一些假設——上課的課時，代表學習的份量；學生要學的，都應該在時間表上有所表現；教師的工作量，是用他們上課的課時在計算的；各種學習領域（科目），必須在每個周期，平均分配（也就是每個周期的時間表是一樣的）；等等。其實都是很少經過思考，或者說覺得很難改變。現在連課程大綱，都用課時的數量來規範。

時間表的運作，香港已經有些學校作了不少的變革。最起碼的，是讓課時的長短可以伸縮；有老師說，雙節課（所謂「連堂」）比較好使，可以較容易安排活動。也有把課時縮短，35分鐘變為30分鐘，讓出若干下午，做另類的活動；開始不習慣，逐漸發覺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筆者試過在自己的學校，一天只學一個科目，那時膽大；現在想起來，Why not？在內地，高中有些科目，不是每年都上的；轉念一想，Why not？除了一些需要長期漸進的如語文、數學，為什麼所有科目非要像吃補藥一樣，每年都學？

這是比較容易突破的文化假設，假如把香港現存的時間表改革例子收集起來，一定會給其他學校帶來莫大的啟發。而疫情停課，也給學校帶來的無數嘗試的契機，假如回到傳統的時間表概念，將是非常可惜。

課室拆牆更待何時？

課室。我們習慣了的課室，都是四道牆。有些舊式的，還是密封的，只有室門有一個小洞。那時候，教師進了課堂，第一件事就是關上門，是教師的「獨立王國」。現在極少了，很多課室都有透明的一面，在走廊上可以對課室裏的情景，一覽無遺。也在深圳和莫斯科，看過幾乎完全透明的課室，有一種說法，在這樣的課室活動，教師和學生都會有較強的自信心。現在也開始有不少學校，有可以靈活分隔的課室，可以靈活使用空間，以適應不同的學習活動。

然而，另一方面，也可以看看：發展中國家的一些課室，相當簡陋，但卻也是不少出色的人物出身之地。在印度，鄉間的學校，很多都沒有四道牆；有些只有兩道牆；1986年的教育改革，就是要求每個課室有一塊黑板（Operation Blackboard）。我的教授朋友，不少就是在這樣的學校出身。南部非洲，很多是「樹下學校」，學生在樹蔭底下，就靠一塊黑板或者教師手舉課本上課的。我的一位在國際機構頗有建樹的朋友，就是在這樣的學校長大的。

看來，把學生關起來的課室，也許是人類一個歷史時期的需要，這種需要是會過時的。也是一種假設——學生的學習，必須在隔離的環境下專心注致。隨着社會的變遷，隨着學校角色的改變，這種假設就會遇到挑戰。

現在世界上有不少校舍的設計，包括中國內地和香港，提倡讓校舍回到大自然，或者開放而與社區融合，都是學校拆牆的意念。假如還是停留在把學生「管起來」的意念，因此要把學生「關起來」，恐怕就會與時代的要求，背道而馳。但這也需要突破教育文化裏面的一些未經挑戰、未經思考的假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