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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9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要讓香港人看到留下來的原因

香港史上經歷了四大移民潮。

第一次,乃是六七暴動後。

第二次,乃是中英談判至《中英聯合聲明》簽訂之時。

第三次,乃是1989年到1997年之間的風火歲月。

第四次,則是過去兩三年香港政治局勢演變之下,有不少香港人因為主觀認為此城政治發展將會停滯,甚至走「回頭路」,因而毅然帶着恐懼而遠離。

是次移民潮的構成及起因遠比主流媒體論述所描述所來得複雜。有不少偏激建制聲音認為,離開香港的都是所謂的「小黃人」及「黑暴」,只會對此城「破壞」而毫無「建設」。但這一來對很多移民者對香港的感情及鍾情視若無睹,二來也是將離開我城的人籠統地以意識形態所標籤,正如我們沒可能,也不應該將所有從我國內地到港的人以同一樣的意識形態做概括起來,我們也不能讓政治立場蒙蔽了最基本應有的同理心。離開香港固然是個人選擇,也是一個很難做出的選擇,我們要的是了解,而不是扣帽子。

同樣道理,如今輿論界蔓延着一股「末日悲情風」──有個別聲音表示,香港已經毫無希望、政治走到了末路、「(舊的)香港已死」、政治及公民權利徹底被剝削,「走得好走」。這種說法,肯定在社交媒體上得到讚美──尤其是身在他鄉,遠觀香港而認為此城已無可救藥的觀眾及離鄉港人。我不會質疑、也沒權過問獨在異鄉為異客如何看待自己的家──因為每一個人都有情感及主觀判斷事實好壞、將來局勢發展的權利和能力。但我會質疑那些身在他方、卻無時無刻嘗試「唱淡」香港現在與未來的吃瓜評論家。香港還沒死──毋須這麼踴躍地加鹽加醋,將七百五十萬人的創意、堅持、多元,以及香港與其國家之間的關係徹底扼殺。可能他們所認知並熟悉的「舊香港」確實已經不復存在,但這絕不代表香港故事從此告終。

一、移民潮對眾持份者的利弊

再說回移民潮此現象。有個別人士曾表示,移民潮乃是一個自然產生的現象,無須多管,而離開香港的人,終有一天會回流此城。這一說,並非毫無理據。1990到1994年之間,共有30萬人移民外地,佔當時香港人口的5%,當中有不少中高薪及高學歷人士。其中(沒有官方統計)卻有不少人最終在1997年左右,因外地經濟不濟、香港在回歸國家後社會秩序大致維持、對中國身份認同加強等原因,而決定回到香港發展。同樣道理,如今新冠疫情之下,全球經濟虛弱、反華潮下的種族歧視抬頭,港人到外,除了要蒙受無理取鬧的制度性排斥及歧視性言行,更要在正走下坡的當地經濟中覓得出頭天,實在是難上加難。回港、回家,確實可能是不少人的最終抉擇。

但這種說法,似乎低估了移民潮短中期內對香港、對當事人,以及國家所構成的打擊及代價。對香港來說,離港人士當中──無論是攸關重要的基層勞動人口,還是受過高等教育的知識型人才(常有頗為階級觀念的迷思,認定只有所謂的「高端工作」,才對香港有正面貢獻,卻忽略了支撐着服務、旅遊、物流的人才,也同樣重要),這些人不但是帶着一定(或是所有)資金離港,更是將他們所擁有的制度性記憶(institutional memory)及長期建立的技能(cultivated skills)一併帶走。

有個別聲音表示,內地到港人口自然能「填補」這缺口,卻忽略了很關鍵的一點:內地(超)一線城市發展往往比香港來的蓬勃,我們又有何誘因能確實地吸引內地同胞──尤其是我們最需要的頂尖人才──來港發展?以為「大灣區」乃是供應香港的「後備人才庫」,要不是天真,便是反映了對國家經濟發展及現況的由衷幼稚。

再說,一座城市的生活質素,並不能只以經濟指標所衡量。一座城市的文化多元、政治參與度,以及價值觀的和而不同,乃是其命脈所在。兩年前的社會事件,令鐘擺擺到一極,大家「鬥黃」、「鬥不割席」,實際在玩火,部分人將香港文化及本土價值觀轉化成國際社會針對國家的工具及渠道,也正因如此,令不少體制中人認定香港「和而不同」的文化早已被偏激暴力分子所「破」掉,必須以「快、狠、準」的應對手法砍草除根。這一說,筆者能理解,減少了糾紛及困擾之後的香港,理應該減免了行政阻力(不過至於管治效率有沒有因而提升,這一道問題的答案相信見仁見智)。但與此同時,香港對國家的價值,正正在於其與國家其他城市與眾不同的文化、輿論及社會氛圍。如何將「兩制」之間的存異轉化成有利於國家、有利於港人這難題,仍是管治者不能迴避的問題。

同時,離港潮對於我國來說,也未必是一件好事。如今有個別偏頗的國際輿論聲音及政客常常藉以香港的移民及人才流失,一來間接批評中央對港政策、二來煽動更多資金及企業離港,三來也透過香港,將他們心目中的假想敵描繪成一個十惡不赦的「千古罪人」。香港市況愈顯得狼狽不堪、愈瀰漫悲哀慘情,他們便愈踴躍地持續報道香港的「墮落」,並透過這類報道,將香港值得關注及驕傲的制度性優勢通通蓋過。作為國家對外的其中一個對接口,香港必須要說好自身及國家故事,而說好故事的前提是,民心所向必不能潰散,也不應因着過去兩年的一時風雨(及所帶來的變動)而流逝在時間長河當中。凝聚香港最大多數人的民心,對香港好,對國家也好。

最後,離開自己的家園,是一個重大的決定。哪怕各國表面上對港人「照顧甚至」,政治現實永遠凌駕於所謂的「道義」。這是天經地義的。若離開香港的港人認為,到當地發展一個排華的「小香港」,是一條出路──這一來忽略了外國民眾民粹思潮下,對拒絕融入當地的「小圈子」移民的厭惡,甚至會在結構性疏離(structural alienation)之下間接導致「貧民窟化」(ghettoisation);二來,也是不公不義地將離港移民綑綁在一個難以抹滅或改變的過往迷思之中,以數年之內發生的事,定奪了這些人一生的命運。社經不平、文化代溝、社區隔膜、「非我族類」的原始仇恨,這些現象和問題,相信不少離港者不是沒有想過,但也許在這些點上忽略了代價成本的龐大。叫人移民者,必須三思而後行。

二、管治倫理與對待移民者的義務

政治理論常提及,政府對現時生活在其管治下的人民之政治和道德責任(兩者之間也有分別)。這些問題,筆者曾經研究,也會繼續探討。但較為少人提到的則是,對於即將或有打算移民者,政府又有何義務及責任?以下部分,將分別以西方及中國的政治倫理作探討。

西方政治學上,強調個人自由及自主權。在此前提下,我們應當推論到,在他們並沒有干犯法律或觸犯道德層面上的嚴重錯誤前提下,只要合情合理,政府都應當容許其市民能自願離開所居住的環境,另覓家園。甚至有一些較為進步主義的理論家認為,若市民難以負擔離開自身居住環境的成本,政府及納稅人,有義務為他們提供援助及資助──因為人的出生地乃是或然(arbitrary)的,而他們所因而承受的代價及成本,也不能被視為他們應有所得的(deserved)。這種自由意志為核心的理論框架,很容易套用在不同情況之下,但卻忽略了同樣重要的一點──到底當事人,為何原因而要遠走他方?政府,又有沒有義務要挽留這些離開者?

有一個答案,曾為不少人所提及──就是為了確保社會整體安穩及長遠發展,政府必須要求對自身經濟有貢獻的人才留下,為城市或國家出一分力。但這種說法,存在兩種內在問題──第一,我們現在探討的是政府有何義務(duty),而不是公民對政府有何義務,或政府在處理公民手法上有何權利(right)及權力(power)。第二,要求對經濟有貢獻的人留下,是不是便代表我們無需挽留沒有積極經濟價值的外流人士?這種功利思想,相信綜觀海內外,都不是從政者應遵守的倫理。

筆者則認為,政府有義務要盡量挽留往外流失的公民,因為這些公民本身在港的生活及存在、與整體社會的互動、和我城的身份構建,有着密不可分的關係。他們無論是透過經濟渠道還是非經濟方法,都是對我城做出了莫大貢獻,而這些貢獻不能單純以「我讓你們離開」便能反映在施政層面上。固然違法犯法者,其罪必然要嚴謹處理──但絕大多數移民者,都不是犯法人士,而是奉公守法的香港居民。政府挽留他們,也是反映出對香港剩下來、留下來公民的一種尊重。防止將來有人感到要身不由己地離開我城,是一個義務,也是一種對港人負責任的表現。

在中國思想層面來說,孔子講究「德治仁政」──從政者必須要以德治國,才能治國安邦。說得具體一點,其實很簡單。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要決意離開香港的,我們不能也不可強迫留下。但當中實在有不少人,覺得自己在香港並沒有發展空間、看不到政治體制有容納他們的尺度,以及對下一代未來感到恐懼及憂慮。

夏寶龍主任日前所提出的五大要求當中,當中第四點要求香港從政者「善於團結方方面面的力量,做有感召力的愛國者。打破門戶之見,遇事多溝通、多交流、多諒解、多補台」。前提當然是,從政者必然要愛國愛港,才能建設更美好的香港。這一句警世良言,香港從政者應當認真對待。只要是愛國愛港──或有潛力及能力在將來認清事實,而愛國愛港──的人士,都應當被納入香港旗幟下的一部分。

有人說,我們要「放棄」那些「沒得救」的年輕人、離開香港者、反對現況者、泛民、反對派。這種放棄主義,筆者並不認為是體制需要或應當看見的,因為從政需要「永不放棄」的決心,更需要履職盡責的根本責任感,來團結到香港最大多數的市民。我認為,在港的所有從政者──不只是政府──有責任糾正迷思、指出錯誤、找出共融及包容的方法,讓能改變想法的市民回心轉意,重新看到香港的曙光,最終能融入及成為愛國愛港陣營的一分子。真正的愛國愛港,並非口述而已,而需要身體力行的行動、參與、思考及改變,也需要一種對不同意見的包容及諒解。

三、要讓每一位香港人,都看到值得留在香港的原因

我們要讓每一位香港人,不管是藍或黃、年輕還是年老、熱愛西方還是國家文化、金融精英還是勞動人才,都看到值得留在香港的原因。就算是建制內最為中堅的成員及分子,都不應該在看到機場大排長龍的境況之時,感到沾沾自喜。同樣道理,真正愛香港的評論員,不應在移民潮之下叫人「走得就走」,讓留下來的人認定自身是沒得救、沒希望。離心已決者,我們不能改變其想法,但起碼能讓他們看到我們對所有香港公民及市民應有的尊重。走,也走得瀟灑,無須在國外海外作繭自困。

實際一點,筆者在此拋磚引玉,僅提出三大建議方向,讓可以挽留的人才及港人,看到留在香港的原因。

第一,我們要讓離港人士(包括北上發展、到外國尋覓工作)看到,在香港經濟往上流的機會。香港經濟長年累月單一化、工業過度依賴局部的支柱、產業內受多寡頭壟斷情況嚴重,讓有意投身職場者,要不是找不到合適或足夠薪金的工作(足夠於交租、維繫家庭等),便是對創業、創新意興闌珊。這並非一座國際城市應有的生活條件及架構──我們需要真正的社會流動,讓中下階層及基層人士透過教育達致真正脫貧。如今有不少五六十歲的前輩,當年也是這樣走來──為何我們不能把同樣的機會,重新呈現在一個後工業化的先進經濟之內?經濟發展水平可以說是一種阻力,但不能成為故步自封的藉口。

第二,我們要向全港所有市民,包括有意離港的人士,證明及論證香港得天獨厚、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等制度性優勢,並沒有因過去數年的政治波動而消失得無影無蹤。說是沒影響,這是假的。說是沒隱憂,這都是騙你的。但我們必須讓所有港人意識及看到,值得樂觀的理由。請以理由來說服大家,讓大家看到制度內外對香港未來的決心及信心。這說明過程,需要的並不只是「加強外宣」那麼簡單,而是需要管治階層與市民對話,將心比心,感受並回應他們的種種疑慮及隱憂。

第三,我們要重塑一種新的香港身份,事關延續香港部分人所崇尚的排斥性「我是香港人」身份,只會令香港與自己的國家、港人與國內同胞的隔膜繼續加深。但盲目及強硬地劃走、踢走、壓制香港本土身份認同,只會令本土及對國家排斥性持續加深。我們需要一種新的身份想像,讓我們接納及擁戴,既是中國人,也是香港人的雙重身份。筆者不下數次說過,上海人是中國人、北京人是中國人、廣州人是中國人,為何香港人就只能是「香港人」或「中國人」?沒有對國家歷史及國情確實認知的港人身份,將會失去其基本的道義標準。同時,與香港實情徹底脫節的港人身份,只會是一種難以為普遍港人所接受的虛構身份,對化解社會矛盾於事無補。

看奧運、追MIRROR、在有限的空間中尋找改變及正面貢獻的機會,這些都是這一代留下來香港人的共同回憶。港隊在奧運的勝利及成就,讓我們感到驕傲,也讓不同光譜及陣營的人,能在政治漩渦中找到那一霎那的喘息空間。仍望香港管治階層及精英能看到,其實要團結香港人、化解人民心中那道刺,雖不容易,卻也並非一個Herculean task,而只須當權者拿出那一點誠意,與民在同一個場所及空間內、真摯地享受作為香港人應有的驕傲及榮譽。香港,能為國家做事,也是國家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同時,香港就是香港。我們不是南深圳,也不應成為外國在亞洲制衡自己國家的外駐地。我們是一座熱愛多元、既中既西的城市,也是東方之中一顆最為燦爛的明珠。共勉之。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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