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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8月2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從舊體制走向新時代

香港有改革的空間,也應有改革的勇氣。

要了解香港過去數年所發生的種種,有不少名家早已將其觀點及意識形態發揮得淋漓盡致。一種米養百樣人,同一件事有截然不同的解讀方法,是正常,也是常理。筆者不敢說自己讀通一切,卻想在此提出一個「舊體制.新時代」框架,透過兩個不同的二元辯證串連,來概括香港近年所經歷的巨變。

巨變之下,有人悲哀也有人愁,但我總是認為,路是人走出來的,希望也是人所賦予的。追求在現有體制下改善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並不是一種犬儒,而是一種務實的行事及處事手法。以下數點分享,希望拋磚引玉,能引起一定的討論及反思,仍望大家多多指教。

一、舊體制的黃昏:論過往香港政治秩序的崩塌

九七回歸初期,當時政府嘗試穩着騷動不安的民心,故採取「行政吸納政治」的手段,以確保管治香港的階層,仍然是社會上的賢達精英。當時建制派當中不乏名將名家,包括政、商、工、公(務)等界別的翹楚。同樣而言,由舊有殖民體制過渡至九七後香港的民主派,當時包含着由草根出身的地區工作組織人士、出身自法律界的高學歷海歸派及本地大狀,以及從媒體及社運界等踏上民主路線的「先鋒」。近年有不少聲音皆指出回歸初期的整體歌舞昇平,甚至「懷緬」當年「大家都有計傾」的氛圍。

可當年的表面平靜,並沒有讓香港的深層次問題得以解決。房屋土地、醫療(安老)、教育等「三足鼎立」的結構性問題,並非一日之寒,而自港英政府後期便開始困擾香港。政壇不少老前輩的努力及勇氣固然不能扼殺,但在1997至2003年期間,無論是最終被龐大民意所反對的八萬五方案,或是因種種原因而擱置的創科基建項目等種種計劃,還是政府嘗試進行的教育改革,皆面對着龐大的民意及立法會內的政治阻力。

有的說,是政府欠缺對民意判斷及政治智慧所導致的「方法錯誤」;也有的說,乃是立法會中泛民堅決阻擾及局部建制「倒戈」而致。這些解釋似乎忽略了兩點:第一,行政機構的阻力來源不只是立法會或代表民眾的工運代表,也有不少乃因當時政(問責制)官(公務員)之間磨合不足,以至於所謂的「菁英階層」對管治權的牢牢實際掌控。第二,當年的政府不是沒有進行長期規劃及研究(董特首在回歸初期,便已召集了芸芸學者及各行各業的領頭人物,為香港未來集思廣益),但卻在說服民眾接受長期規劃對其短中期利益層面上的必然折衷這方面,也許有所不足。也正因如此,而令不少當年本應當進行的結構性改革及底線確立,卻被耽誤了足足20年有多。

自2000年代中開始,建制泛民兩大陣營之間的博弈及對壘,日益白熱化。對於泛民來說,支持「民主」的口號本身有其一定吸引力,但當「民主」進程比想像中緩慢之時,必然要透過其他手法持續地吸引新的支持者,並挽留舊有的支持者。在此前提下,再加上香港社經矛盾日漸加深而複雜化,也令泛民內部出現分裂的導火線。

所謂的「傳統泛民」,一向主張着「民主回歸論」──這些人中的老一輩自回歸之前,便開始倡議香港回歸中國,也堅持要同時在港實現雙普選。10年前民主派芸芸代表進入中聯辦與中央官員接觸,換來的卻是偏激選民的謾罵及追擊,而泛民的衰退從而衍生出兩股新的思潮:第一種,乃是偏向左傾社經再分配主義的激進基層民主人士。第二種,則是以意識形態及上綱上線式地反中、反對政制基本底線、反對中央在港治理權威的偏激人士。這兩股勢力在14年佔中交織,再以各式各樣的傘後組織形式浮現發展,當中的共同點,不外乎是透過針對傳統泛民的「大台」模式及煽動部分港人對國家的反感,以維繫一種在社運基礎上運作的情感主導思維。這種思維的優點在於其絕對服從性──任何反對或批判這些聲音的,都被描繪為所謂的「賣港者」或「投共者」,而在2019年後期,甚至連反暴力、反當時示威手法的堅實泛民成員,也無辜地成為了被民眾公開批鬥的對象。

但須知道,泛民激進化並不能完全怪罪在其支持者身上,也必須反思為何在2010年到2019年期間,並沒有人願意大大聲地站出來,與不切實際的反中論述切割,並重新撰述一套能在「一國」下發展的在港民主套路。民主及自由本來是香港大多數人的核心價值,卻在政治遊戲中演變成「反中」幌子,將中國描繪成香港的假想敵,再將港人綁上一架危險非常的奪命跑車上,實為不智。

另一邊廂,建制派常被批評「不願意幹實事,也不願意聆聽民意」。筆者則認為,這種說法並不完全公允或正確。在2019年前,建制派一直在直選中穩佔選民四至五成(區議會選舉除外),也反映了不少本身趨向傾向於穩定、「和諧」的保守價值觀市民的主觀意志。當然,建制內部也有其一定的問題──嚴重的山頭主義、為了滿足自身心目中的中央「長官」意志而做出某些表態行為(但卻未必是中央官員樂見的)、安於在選舉中出線而放棄更為全面而主動的執政準備,甚至在安全系數的基礎上而捨棄能力及素質培育,過分重視形式主義及安於現狀,這些問題皆令建制派內部出現各種問題,也間接影響到香港過去多年以來的管治質素。這些結構性問題,有不少值得尊敬的跨光譜專家及學者早已探討,在此也無用多說。

二、從舊體制黃昏走至新時代夕陽的辯證演變

若要將香港在2019年前的政治體制定性,筆者認為大可以用「建制─泛民」二元分類做概括──建制內部以「商」、「工」、「民」(團結最大多數)、「專」等四大類別做識別,泛民則以「主流」、「本土」、「激進」做歸納。兩大陣營內部肯定有其分歧,也有着一定的意識形態糾紛,更遑論「團結一致」。

比方說,泛民經歷了2014年及2016年兩大社會事件後,內部分歧及矛盾加劇──年輕一輩從政者往往在朋輩當中感受到「必須激進化」,以「展示意識形態」及「情感主導論述」的壓力,紛紛在2019年拒絕與當時示威者愈演愈烈的暴力割席。年老一代的泛民前輩,更因懼怕自身與黨內年輕人脫節,而寧願「退位讓賢」,為求不與年輕人爭奪話語權,而將當時主導權拱手相讓至操控及影響運動前線的「主要輿論人士」手中。

同時,建制內部除了既定及向來存在的意識形態及核心利益鬥爭,也有着因各種錯綜複雜的人事關係及資源問題等糾結而出現的隔膜。各處是山頭,山頭上站着不同的領頭及領軍人物,在相互博弈之間難免「擦槍走火」。建制內部不乏對港有心有力之人,卻往往因「大佬文化」及一定程度的自身位置約束,而未能一展所長地為港出力。

我們可以在此說句,香港在2019到2020年期間經歷了「大亂」──包括人民與體制之間出現嚴重撕裂及不信任、民眾之間出現極端的糾紛鬥爭、不少香港過往習以為常的常態及常理一夜之間變成了「天方夜譚」、街道變成流血衝突的表演場、我城七百多萬人被捲入一場又一場的國際博弈之中。

「大亂」之時的主要矛盾,以內地術語來說是「敵我矛盾」。何人是敵人,何人是「我」──自然是一個觀點與角度的問題,但從中央的出發點來說,敵人是嘗試擾亂香港整體秩序的「破壞者」及「外部勢力」,而「我」則為願意為中央站起來說話的建制。從示威者的角度來說,則正正相反──中央乃是自身寧死不屈的「敵人」,而運動中人,無論其多麼越位過火,都是示威者「一方」的「自己人」及「手足」。用「敵我矛盾」論來探討當時烽煙四起的香港,絕不過分。

經歷了2019年至今的種種劇變之後,筆者則認為「建制─泛民」這二元對立,並不應當再被視為香港的所謂「核心」矛盾。一來,選舉制度完善、政治底線及管治倫理基礎確立以後,能夠在香港體制內參政及施政的,都屬於建制的一部分。須知道「建制派」與「建制」之間有一定分別,前者借代表着所有屬於現有建制勢力及政黨的從政者,但後者,除了包含這些人士之外,也包括一切符合有關從政者主要要求的有心有力有志之士,毋須在內再以「建制」及「非建制」所劃分。

二來,這二元對立建基於的基礎,乃是一個與政治現實脫節的「舊時代」思想──便是香港的管治者便等於香港本地建制、香港的反對派便必然是要跟體制作對的「泛民」。但為何支持民主便等於是反對體制(最當初這對立來源,其實源於本地精英對放權予香港市民,以及本地管治階層與北京之間的信任代溝)?為何支持建制,便等於是反對一切由泛民主派所提倡的建議,包括對香港確實有好處的倡議(例如:垃圾徵費?加強對難民及外傭的保障?對香港少數族裔及罕有病患者的資助?)

三來,如今香港應當已步入「大治」期,而「大治」中所蘊含的核心矛盾,並沒可能還停留於兩年前的「建制─泛民」二元對立思維,以對「鬥爭」最為狹窄的了解做行事處事手法。今時今日香港的新辯證主軸,應當是圍繞着「形式主義」及「務實主義」這兩極;前者對推動及落實善治於事無補,後者則是管治的關鍵要素;前者講究的乃是表態至上、盲目推崇及追求空泛的口號及片言隻語、以意識形態空殼作為爭權奪利的手段,並將與核心問題鬥爭等同於對普通人民「開刀」。後者,則要求我們以行動為主、支持務實的協商精神及解決問題態度、以結果論及效率作為量度政治決定恰當與否的標準。

「形式主義」會將管治視作一個以表演操演為主旋律的把戲,並將從政者當作是複述及反覆表述同一理念口號的幌子,甚至會為了保持形式完整及觀感上的「威嚴」而本末倒置,忽略了民眾及社會絕大多數人的利益。「務實主義」則鼓勵我們將管治視為一個立體的任務,必須平衡及兼顧各方各派各組人士的利益及立場,秉持從政者應有的實事求是精神,是其是、非其非,不會無緣無故地「搶發言」,更不會以意識形態的紗布遮蓋空洞無物的內涵。說白一點,形式主義者重視自身在無關痛癢的旁觀者,或尋租者眼中的形象及定位;而務實主義者則主要關注自身服務及代表對象的實體價值、經歷、及核心利益。

在此前提下,筆者並不認為「務實主義」陣營內,有需要分何謂「泛民」、何謂「建制」。只要在港從政者願意接受在一國之下的底線(對,底線有可能在短期內有所飄忽,並難以確立),在法律及政治框架下嘗試推動更佳的管治,他們都是「務實」從政者。關注地區事務的傳統建制大黨區議員、推崇「一國」之下按照《基本法》實行雙普選的泛民政客、對政治毫無認知但對某些政策有較為深入認知的素人,也可以是「務實」從政者。同時,犯了「形式主義」錯誤者,無分建制與泛民,後者中固然有不少人幻想仍能將香港變成一個槍頭對內的橋頭堡,是為錯誤,但前者當中視無風起浪為己任者,也是干犯了有違從政倫理的基本規條。

務實主義必不能背棄或偏離核心底線,也不能為了一時便利而自我妥協及菲薄,甚至陷對原則抱有堅持之人於不義。但同時,務實行事者,應當以化解社會問題、改善社會中的最大多數人(不管政見立場為何、不管階層背景為何、也不理身份特徵為何)利益為己任。不讒言、不妄言、不貪不害,只以現實作判斷基礎、以協理管治作目標、以真理及理想作為時常提醒自身的警惕良言。只要能帶來實際成效及正面效果,哪管該人是「泛民」、是「建制」、是「國人」還是「外來移民」?代表香港出戰奧運的健將,有愛爾蘭血統、也有在內地成長的,難道這些原因,便讓他們不能成為「香港人」?當然不是!

既然如此,我們又何須受即有的意識形態限制所困,讓我們對香港未來投射着只有一道清一色顏色的光芒,而忽略了香港多姿多采的多元文化及價值觀?這些價值觀的持續存在及經營與底線要求並無牴觸,更反而能讓香港在國際、在國內、在本土層面上更能發光發亮。泛民也可以是愛國者,在對國家存有全面豐富的認知基礎上,探索及支持具備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反之,若行為及操守並未能捍衞國家核心利益的話,無論君是何方神聖、任何政黨或陣營之人,也不能成為負責任的「愛國者」,而極其量只能充當奉行形式愛國主義的信徒。

三、以國家為基礎、以港人為本的改革,才能為香港帶來真希望

若我們接受「務實主義」與「形式主義」乃是新世代的主要矛盾的話,問題則是,我們應當如何確保「務實主義」得以取代形式主義,確保管治能以效能為主、以民為本、真正地滿足港人及中央對香港管治的期望?筆者則認為,最能體現「務實主義」的,乃是針對香港現有的問題落實到地到位的「改革」;反之,最不能象徵或反映「務實主義」的,則是受意識形態及主觀情緒所致的「封建」。改革與封建的對壘,是未來兩到三年香港可預見的主要矛盾。

什麼是封建?立場因個人因素而和稀泥並模棱兩可、因懼怕「輸蝕」而各自為政、遠離民眾而只以政治及經濟權貴為核心、缺乏與民眾接軌的動力及勇氣、缺乏責任心而逃避問責及責任,這些皆是「封建」的一部分。「封建」的潛台詞,乃是將政治及管治與民眾實體經歷切割,讓現有問題持續地滋生。無論是激進泛民透過吹捧「中港矛盾論」而將香港永遠限制於2019年那時的「戰時狀態」,還是一小撮建制認定香港不能「變」,因為「變」就等同於向所謂的「惡勢力」低頭,或因而令習慣於現況的既得利益者感到不安,這些顧慮及觀念都是「封建」的體現。

歸根究柢,只要是以港人為本、真心能解決香港深層次問題(不只是房屋土地,也包括管治、教育、產業及經濟等範疇上的嚴重結構性隱憂)的「改革」,必定是能夠團結社會絕大多數人,讓社會重上正軌。香港作為國家的一分子,必然要具備國家觀及對國情的認知。但與此同時,管治香港者也必然要對港人負責任。

有人說,「改革」必然會導致社會出現更加嚴重的撕裂及鬥爭,但這卻忽略了很關鍵的一點:在「改革」旗幟下,從政者必然要放下不必要的爭執包袱,聚焦於困擾社會的問題,各自「分工合作」── 縱有所不同及分歧,也能求同存異、各司其職、相互配合,而不是互相鬥爭、批鬥、內耗、上綱上線。

這樣,才能真正地團結絕大多數人,為社會進步出一分力,也就是將舊體制徹底改造,以迎接我們共同生活之社會所面臨的新時代挑戰的最佳做法。在此,共勉之!

黃裕舜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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