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9日

知識分子責任何在?

這個時代，大家都想爭做KOL、爭上位、爭權奪利、求名求功、求聲求望。

看得見的法律、看不見的規矩，看得見的一時衝動發言、看不見的骯髒潛台詞。這是一個個體受主題操控、個人被群眾所定奪的年代。人人都說要說自己想講的話，活出自我，但誰來界定「自我」、誰來主宰及操控自身「想」做什麼？在一個一切在形而上層面上早已確立的秩序規矩下，究竟何謂真正的「我」，而不是他人眼中構想，以及「我」認為他人想我成為或作為的「我」？

在媒體渲染、社交平台日益掌控我們生活、政治兩極或多極化的情況下，個人變成了群體的奴隸、思考變成了圍爐取暖的遊戲、語言變成了欺騙及為自己爭光爭位的工具。所謂的「獨立」及「批判」思想從而成為了民粹機器鞏固及操控一切的一條條鏈子，將人民牢牢綁上自身從來沒有認知過的意識形態戰車上，讓普羅大眾成為了政客及輿論家針鋒相對的犧牲品。人民是無辜的，卻要負上最大的枉然代價。政客可能是衝動的，卻因自身作為公眾人物而必然承擔的後果，挑起並備齊最重的重擔。

至於挑撥及煽動人民為己用的輿論家、「思想家」、「知識分子」，則往往可以全身而退，至少保得一身美名，而毋須負上慘痛代價。將所有批評聲音以最為惡毒的假設及推卸做掩飾，從而將欲蓋彌彰的事實變成難以置信的謊言、將世界說成只有黑白兩色，然後再將自身立於白色高地之上，這是時代中「贏」的作法，也是投機者最為擅長的攀爬之道。因為這就是人生，這就是當代部分「知識分子」所謂的職業操守。

但知識分子其實有一種責任。這種責任並不是「以最為複雜的語言，說最為簡單的事實」，不能是為有權有勢者的過失及歹毒塗脂抹粉，卻也不是西方社運界最為流行的「向強權公然說真理」（speak truth to power）。知識分子的責任，是要在現存的制度以下，盡一個進諫者的角色──在不同持份者之間協調、游說、解釋、建議，而不是盲目跟隨群眾路線及壓力，成為人云亦云的機械人。這種知識分子，哪怕他有千萬個頭銜、有千萬個讀者，不要也罷。寧願作罷，也不要做這類小丑。

一、何謂知識分子？

何人是知識分子？筆者認識的一位老前輩喬姆斯基（Noam Chomsky）曾說，「知識分子的責任是說出真理，揭露謊言。」古希臘哲學家並不會將自身形容為（公共）知識分子（正如真正有素質的餐廳不會以自身有多少米芝蓮星做招攬），卻會視哲學及思辨家為社會中的異見者，必須透過時常發聲，確保社會上存有多於一種聲音。

另一邊廂，也有不少聲音認為知識分子乃是社會勞工人口的一部分，必須為社會發展做出貢獻。周恩來總理在國家建國初期表示，「知識界」早已成為國家工作人員，為社會主義服務，乃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同時，西方諸國過去數十年出現不少暢銷作家、演講者，皆挾着「知識分子」名稱，名正言順地透過自身勞動賺錢。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依我所見，知識分子同時肩負兩大身份。第一，乃是知識賢者（knowledge elite）的責任，必須心無旁騖、為爭取及追求知識（且在此界定為真、被論證的主張──Ayer所說的Justified True Belief）出盡全力，不會因或然的因素或社會環境左右，而放棄原則及真相。第二，則是行動家（practitioner）的責任，必須思考及兼顧自身行為的結果、效用、應用性，以及能為社會帶來的希望（或絕望）、良果（或惡行）。

沒有前者的知識分子，只會淪為十分動聽的詭辯家（sophist）。缺乏後者的知識分子，則永遠只能停留在象牙塔中，說的話可能是真而純，卻難以下地、更難為人民帶來幸福。同時，知識分子在兼顧這「雙面性」以外，也應當在適當時候身兼其他職業或崗位，透過這些短中期的位置，拓展自身對知識的思考、反思及歷練。在此前提上，有兩大反思。

二、知識賢能不可成為有權者的打手，以私利取代真相

說是巧合又好，說成是知識體制為了鞏固自身權力，因而賦予他們的「恩賜」也好，知識分子確實在人民心目中往往懷着一定自然地位──他們被視為知識的最佳研究者，也是最能將前人智慧及宏觀框架套用在現在，貢獻真知灼見的人士。固然「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但這一句在我們日常生活中的運用，本身便是預設了，讀書人往往透過自身所經營及賺取的公開聲譽，進行「負心」之時，淪為利益團體的打手，為有權者背書。

在此，必須作出一點澄清：有權者不同於（可能是在制度中）當權者。當權者顧名思義乃是名義上掌權者，也即是權力的「表面對象」（surface figure）。他們理論上有權，但實際上卻未必有權。權的來源，實際可能是看不到的隱形遊戲，可以是金錢才俊或政治世襲家族，也可以來自於宗教、群眾主流論述、掌管媒體的大亨等……這些源頭皆撰寫着人民必須服從的規矩條文，再以各種各樣的糖衣毒藥（包括偶像、看似客觀的新聞、日常生活的習慣及台詞），讓民眾對其死心塌地。尤其是在大型的國際局勢層面上，有權者往往並非「枱面」輕易見到，而是透過各種各樣的中間人及代理人，操控着表面遊戲背後的實際政治鬥爭。

冷戰時期，蘇聯擅長以反射性控制（reflexive control）的形式，將受操控者在其不知情情況下，引導至進行某些對自身看似有利、實際完全反智反己的行為。

在這前提下，與其說知識分子不應成為建制或「當權者」的一分子，倒不如說得較為公允及準確一點──知識分子不能成為有權者的代理人或打手，姑勿論有權者是否身在體制內外。無論是財團實際操盤人還是政府官僚系統的隱形幕僚、能煽動民眾卻看似「獨立」的「KOL」還是能號召上千萬人的宗教領袖背後的顧問，這些人都是有權者。若一味將政府妖魔化，將體制描繪成知識分子必然要「反對」的對象，將反體制的人浪漫化成必然脆弱易碎的小花，這是一種無知，更是對所有非政府權力結構的掩飾。現實是，世界上處處都是高牆野狼。單純以為只有一匹野狼、一面高牆，是天真，更是自欺欺人。真正的知識分子不會成為任何人的奴役──掌控司法權者如是，掌控大眾民意如是，掌控資金資本者也是。

什麼叫做不成為奴役？有的說，其實很簡單，便是，不會因他人以其位置所賦予的好處或甜頭，而改變自身取態、立場和取態，去迎合他人。但這並非一個好的定義──人類與生俱來便是社交動物（social animal），本質上和實際上都會嘗試改變自己，迎合他人，以獲得內心所渴求的滿足感。我們可為這種對社會認同的渴望做各式各樣的詮釋及演藝，但仍改不了事實根本──若以上定義確實成立，那我們便真的「born free, yet everywhere, we walk in chains」（盧梭名言）。若這一說成立的話，那我們根本毋須分辨為他人做打手的知識分子，與其他知識分子的區別，因為兩者都是同樣地缺乏自由。

依我所見，若一名知識分子本身持有鮮明道德規範及原則，而這些假設乃是符合最為基本的合理性（例：不會盲目推崇暴力，或為傷天害理的行為辯護），而其唯一或主要僭越這些規矩的原因，乃是他人所賦予他們的好處（不只是金錢，也可包括民眾認可﹝掌聲！﹞、外界觀感﹝你有風骨！﹞、權力和位置），而不是出於自身真摯願望或期望，那他們便確實淪為不折不扣的「背書人」。為天理不容之人而辯護的「背書人」固然可惡──但為了贏取所謂的尊重而扭曲事實，不看是非全部，只看支持者願意看到的現實者，也同樣可惡。當然，箇中可惡的程度未必幾近相同，因為程度乃視乎行為及言論所導致的結果嚴重性，以及偏離道德規矩的距離。

知識分子因應這自身作為知識賢者的身份，必須要就着知識追求此活動（activity）扛起義務，在創造及尋求指示層面上尊重及遵守真我對真相的認知，不被社會其他因子或權力結構所干預及扭曲。須知道，知識本身賦予了知識分子在社會中受他人尊重及聆聽的專利權；他們所說的言論，往往會被演繹成被大眾接納的「知識」一分子。

知識本身是一種力量（force），以個人作導體而影響社會整體的秩序；同時，也是一股具備自主性的權力（power），透過個人行為反覆強化和確立自身的唯一正當性，排斥一切與自身不同的「反知識」。被邊緣化的知識（marginalised knowledges）並非因為自身不符所謂的客觀「事實」，而是因為他們在一個鬥爭遊戲中敗給了（可以包括現代科學、理性主義在內）現有權力所支撐的意識形態。但我並不認為知識分子應當欣然接受以上這一點。知識分子必須無時無刻在知識框架中創新、突破，抗衡主流知識本身的壟斷性──哪怕所謂的創新及突破都必然只是現有體制邏輯的延伸，都比欣然接受主流知識來得為佳。這也是撇除支持歹人所帶來的負面結果不說，為何知識分子必須要守着本心、守着真我，與誘人的主流知識體制保持一定獨立距離，從而才能符合自身崗位的職務。

三、行動家不能活在象牙塔中，以說話取代行動

說完了知識賢能這一面，我們必須意識到，知識分子──尤其是今時今日的知識分子──沒可能只躲在象牙塔中，做出自身認為妥善的貢獻。原因很簡單──就算你選擇逃避、選擇讓人接管或取你之位去參政、論政、議政，你所產生出來的知識、你的一舉一動，皆有可能成為有心人士的玩弄及利用對象。知識分子若不在公共場所或陣地中為自己所研究出來的知識作辯護，則必須接受被他人擺布及惡意刪改理論的風險。同時，知識分子可以捏着鼻子說，「我不想碰這攤渾水」，但這攤渾水不會因你嘗試置身事外而離你而去。這片渾水只會向你靠攏、將你吞噬，直至你失去最為基本的反駁權利。連right of reply都沒有，憑什麼做知識分子？

傳統西方「智慧」常表示，知識分子必須擔任當權者的「馬蠅」（gadfly），猶如馬蠅一樣圍着當權者轉圈，務求令他們因應這些不能肅清的異見困擾非常，從而讓他們作出改變。我倒覺得，這種說法反映着一種非常不切實際的羅曼蒂克思維。在不少人的理想國度中，全國人民會就着真相及政策辯論，辯論的成果會被施政者所執行，而無需所謂選舉或「賢能管治」的代理產物。

但現實並非如此──現實社會中，有着各種各樣的掌權人及持份者、群組及個人私心，這些因素皆令施政及政治本身充滿着波譎雲詭。掌權者肯定不是聖人，也有他們的私心及私利。若一味站在道德高地，嘗試以自身認為是「正確」的真話來打動或要挾當權者，請注意，我們生活在一個不是《哈利波特》，不是《漫威漫畫》的世界之中──以上不是現實會出現的景象。當權者不會因為你說某一句說話所帶來的民眾漣漪，因而對你讓步、退步。象牙塔弄出來的理論很完整、說民眾愛聽的說話很容易，但弄出來之後、說完之後，又如何？掌聲起落後，又如何？現實枷鎖及政治，不是你說一兩句說話，便能改變！因為若真的是這樣，為何我們還要沿用官僚系統，還要接受政治的無處不在，無時無刻上班下班的打工一族還要向現實做出必要的妥協及低頭？

當「講好話」取代了「做好事」（當然，講好話也可以是做好事的一種──但前提是你能夠影響到需要及應該影響的人，而不是一個人preaching to the choir），成為社會行動的主導思維，所帶來的結果很糟糕、很殘酷，也顯而易見，便是將本來可以爭取的僅有空間也扼殺，以「轟動光烈」取代「寸步改變」。以一霎那的光環，換來永遠的黑暗。對，你會贏得你自己的「良心尊重」，卻放棄了將理論及理想實踐。

但哪怕只是將現實推進一小步、讓稍微多一點的改變出現，任何社會行動家都有必然的義務去作嘗試。因為不嘗試的結果，並不是「原地踏步」，而可能是「不進則退」，甚至在極端及民粹挑動之下，徹底的「車毀人亡」。當然，嘗試完，也並不代表一定會成功──但起碼你在自身的崗位，嘗試做出過一定的努力，為社會局面帶來轉機。知識分子有必要思考自己言論所能帶來的效益及成果，以最具策略性的方法，嘗試找到多方共識及共同點。不能為了自身的面子、自身懼怕群眾批鬥，而忽略了實事求是的重要性。知識分子要找知識，更要將知識變成行動，將兩者之間本不應存在（卻在後天環境下出現）的隔膜打破。

四、知識分子作為進諫者

知識分子必須成為有效的進諫者，既「進」，也「諫」。進言的對象，不只是政府、在位者、官員，也應當包括財閥、商界、文化界、各界領導。向有權者進言不是一種選擇，而是一個現實政治枷鎖下的必須，乃是影響整體大局的必然決策。忽視政治現實，只會令你淪為只談不做的一面幌子。好看，不管用。

諫言的對象，也不局限於自身的支持者及手中，也要包括其他的知識分子、社會的大多數老百姓。知識分子若永遠高高在上，將自身社交圈子局限於所謂的「上流社會」，只跟「有財力勢力」之人交往，只會令自己故步自封，成為自以為是上等人，實際卻是卑劣非常的「下流人」。趨炎附勢、看風駛舵，這些所謂的「菁英」，不要也罷──可以早點睡。

知識分子不應有道德潔癖。知識分子可以成為體制一分子，為人民在體制內尋覓幸福，將民眾意見反饋於管治者。當然，知識分子也可以在體制以外，理性發聲、用成熟的技巧說真話，將真話變成推動社會改革的動力燃料。知識分子同時兼顧數個不同的身份。他們既要尋求知識、創造知識，也要在應用指示層面上，將功效及公用最大化，以確保知識得以助人、社會、改造現實。但切記，知識分子不能被民眾牽着鼻子走，成為民意、民望、民眾的奴隸。這是對知識的不敬，也是對自己的一種徹底侮辱。

黃裕舜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時代雜誌》及《日經》定期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