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6日

同情是感性政治要理性

惻隱之心，人皆有知。有人身故，別人同情，誠乃正常不過。然而，倘是同情施襲者，則屬另一回事。而更重要是，為何同情的對象，竟未包括受襲者？進一步言，若香港發生大型恐襲事件，以致無辜市民傷亡，究竟施襲者還是受襲者應受同情？兩年前，大街小巷、不同顏色的香港人，動輒頭破血流、甚而被燒成火人……凡此種種，同情心往哪裏去？

同情是個感性心理狀態。孤狼居然矢志在行兇後自殺，內心必積壓龐大鬱結，不過又苦無紓解出口，所以才選擇這條不歸路，這自有值得同情之處。不過，站於理性思考角度，此舉除了有助個人情緒宣洩，實際上又帶來什麼益處？相信正常人都不希望，再有香港人於恐襲裏傷亡，至少黃營也不應期望，再有「手足」或自己親友（尤其子女）在自殺式恐襲裏犧牲。何況，「打不倒你的，使你更強大」，近一年多來，特別是《港區國安法》實施後，已充分體現「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即香港及國家的安全愈受威脅，則加強保障的規範只會愈大。在政治層面上，相對放任頭腦發熱，所需要的乃保持清醒。

愈多恐襲必愈收緊

今次孤狼事件，至少已引來新一輪執法及遏制，對象是煽動效尤的言論。眾所周知，自由並非無限；而所謂以言入罪，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由《刑事罪行條例》到《侵害人身罪條例》，都一直將煽動犯罪列為罪行，若然是煽惑他人謀殺或傷人，最高刑罰且是終身監獄；故此，有人在網上發表相關違法言論，例如設定日子號召殺警等而被捕，無疑咎由自取，理該自行承擔法律責任。由商業機構到學生組織，倘若表達同情孤狼之情感，因而承受龐大政治壓力，在新客觀大環境下也是可預料的；只能夠說，若無孤狼的近因，就不會衍生凡此種種的惡果，套用黃營說法即不會導致更多人因此「送頭」。天下本無事，黃人何自擾？

孤狼事件還可能衍生新的立法工作，好使當局進一步加強網上網下的監管；亦即是說，黃營所特別珍視的言論自由，勢又不得不又萎縮一點。君不見，藍營輿論已群起而出，要求政府「做點事」嗎？畢竟，自殺式孤狼與別不同，不能單靠事後刑罰來阻嚇，因為當事人連死都不怕了，暴動罪的10年監禁、以至國安法的無期徒刑皆恐不濟事，無助防範同類事件再次出現。所以，世界各地面對自殺式恐襲的必由之路，乃循事前防範方向入手，即賦予執法人員更大的調查權，以及在實際恐襲發生前就作出先發制人式拘捕。簡言之，就是在現行法律基礎上，有關方面料將爭取更強大的應對工具；而先發制人的模式，便意味監管要推前一點，在身體力行之前，風吹草動也將納入其中。

先發制人式執法與監控

有西方經驗在前，加上恐襲威脅明顯升溫，故從社會治安以及國家安全的層面考慮，收緊自由好大程度也是合情合理、無可非議，前提是風險確然在今次事件後有所增加。

以下重溫一宗震驚全球的國際新聞，因為當時大家理解似乎「錯重點」了。美國FBI透過自主研發的一個加密通訊軟件「ANoM」，藉此監控全球逾百國家、數百黑幫的犯罪通訊3年，最終與澳洲及其餘17國警隊合作，在各地拘捕了逾800名黑幫幹部。環球輿論似乎都正面評價相關行動，但問題是，鮮少有聲音質疑做法嚴重侵犯個人私隱──FBI是否合法地作出竊聽，包括在所涉各地均一律取得授權？黑幫固然不是什麼好東西，故世人並未關注他們自由遭受侵犯；然而，「黑幫」之謂多少有點「有罪假定」，也不排除有清白民眾會誤用「ANoM」，例如黑幫分子向自己家人傳訊息、傳照片，以至親密內容時，一切皆會盡收FBI眼底。重點來了：假如香港採取類似做法，在「港獨分子」手機安裝追蹤程式之類，黃營要想反擊批評便很困難，因為已有美國的先例可循──彼岸打擊黑幫，或許屬於凌駕性需要；在香港，打擊「港獨」或其他威脅國安的言行，豈不同樣有凌駕性需要？這正是一種先發制人式執法與監控，只要將對象定義為黑幫或犯罪分子，就彷彿可以安全名義為所欲為，人權自由皆變等而下之。「ANoM」只屬一例，美歐還有許多監控恐怖分子手段，香港現在皆有充分理由借鑑搬來。

「攬炒」：敗事有餘、事與願違

成事不足、敗事有餘，乃是深黃陣營自身一大問題。不是嗎？前一輪的抗爭，客觀結果到底為黃營、為香港換來什麼，過去已多番撰文，不贅；總之，就是國安獲重視了，香港人的民主自由等則倒退了，這絕對與深黃初衷適得其反。孤狼式恐襲又將帶來什麼？所謂的正面結果，大概只有兩個方面：一是再度煽起黃營的不滿情緒與抗爭激情，二是進一步將香港推向「攬炒」局面。其實，這兩條路也是深黃陣營一直堅持要走的，兩者並有相輔相成的作用，他們深信香港政局愈差，黃營則會愈見蓬勃。

要反思的是，香港已經「攬炒」到今日地步，究竟黃營是否愈見壯大？先談政治權利，隨着黃營「手足」辭職的辭職、DQ的DQ，甚至還推動杯葛未來選舉，黃營所享的政治實權無疑每況愈下；如藍營所描述，假使黃營目的是「奪權」，則客觀結果只見中央在港的全面管治權日益牢固。另外，移民潮之出現，難道又是黃營所樂見的嗎？這非什麼戰略性撤退，而是潰敗式落荒而逃──幫港人成功爭取居英權云云，究竟是「手足」都愉悅地赴英，還是絕望地離港？「愛香港」變成「離香港」，到底自相矛盾。最後，「攬炒」的一大終極目標，是藉此引起國際關注，從而逼迫中央跪低；惟事實證明，國際線並沒帶來黃營預想的效果；反之，呼籲制裁之類成為了國安法的針對對象，提倡此論的「手足」只有因此「送頭」的份兒。總的來說，深黃思維絕對是黃營本身的「豬隊友」，初衷目的與最後結果往往事與願違，只是一而再地幫倒忙。

唯一得着，煽起黃營支持者的內心不滿與鬱結，繼而釀成有冤無路訴及自殺式孤狼的出現──此乃筆者所指的「失敗浪漫主義」的極致，結果即使注定失敗，只要過程自覺（及同路人覺得）浪漫便成。然而，這種「失敗浪漫主義」的極致一旦涉及傷人、害人，也莫說損人損己了，則必然半點也不浪漫。

香港病情未癒仍需要動手術

黃營須認清，在中央眼中，香港倘未完全擺脫危險期的話，因應病情惡化只會一再加大落藥。由孤狼式恐襲，到金主資助放炸彈等，肯定是香港尚未病癒的徵兆，繼而引伸出香港尚有動手術的必要；此外，不足一年內將舉行的3場重要選舉，依次是選委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無疑是香港由亂入治、重新出發的觀察期，一旦「愛國者治港」的方針受到衝擊，包括選舉過程再遇恐襲威脅，甚而造成警員以及市民的傷亡，香港這位病人恐必再被推入手術室入廠大修。

必須強調，別天真以為香港已「衰無可衰」，進一步由「示威之都」淪變「恐襲之都」也不足惜，反正都服膺「攬炒」劇本前進。首先，如前強調，「攬炒」不可能出現黃營心中所想的大團圓結局，而只會令黃營本身以至香港跌入悲劇深淵。這是必須深刻認清的。再者，香港是否真箇完全變了樣？即使《蘋果日報》沒了，香港還有很多報紙及網媒；即使香港電台被整頓，香港還有其他電台及電視台選擇，包括被視為親黃營的；也就是說，新聞自由或許是少了一點，但少了一點跟完全沒了是兩碼子事，並且遠未去到只剩官媒的地步。集會、遊行、示威的自由，某些危害國安的口號或標語縱已很大程度成為禁忌，疫下限聚令亦不容許任何群眾聚集；不過，疫情完結後，相關自由料不見得完全一去不返。至於言論自由方面，前文提過的煽動性言論，以及假新聞法的制定，多少亦影響損害到言論自由；但自由既非無限、亦有好壞之分，對於危及社會、埋葬真相的言論，予以規範實在無可厚非，好像立法禁止醉駕、藥駕般，剝奪相關自由到底有益社會，關鍵是如何避免立法適用範圍過猶不及。

一束白花恐衍生更多白花

說到底，與其他內地城市比較，港人所享的種種自由還是遠遠較高，民主程度亦然。「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還遠未變成「一國一制」、「京人治港」、無權自治。香港尚未回到昔日由英女皇派個總督來港行使治權的地步，而整個英治時期的立法會和區議會好大程度皆由委任而非民選產生。不禁要問，難道深黃希望看到，一名不懂廣東話、不在港土生土長的人士，被派到香港作為我們的特首？這就是「攬炒」的終極目標嗎？然則，為何深黃卻一步步推向這個結局？

失去了才懂得珍惜，乃香港的一個通病。報紙沒了之後，一些黃營小媒都相繼沒了；一些黃營中小型黨沒了之後，黃營大黨接下來又會否相繼消失，尤其在放棄不參選的前提上？在慨嘆香港變得陌生的同時，什麼才是守護原來一切的應有取態及策略？什麼注定把香港僅餘的東西進一步摧毀葬送？黃營走在既定路線的同時，難道不應不斷反思、評估？道家「上善若水」的真諦，黃營好應參詳一下。

在獻上白花同情死者之際，也應思考這束白花將帶來什麼引伸意義，包括會否令日後不得不獻上更多白花──你希望出現更多犧牲者繼而獻上更多白花？你希望為香港的徹底死亡獻上最後一束白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