熱門:

2021年6月11日

黃伯農

比較東西「情報文化」的差異

過去20年,英語學術界出現了一批關注「情報文化」(intelligence culture)的研究,鑽究美國和英國國家的「情報失誤」(intelligence failure)與自身情報文化之間的關係。本文追溯其歷史背景,主流派別所提出的研究主張,以及探討非主流派別所提出的「情報分析文化」(intelligence analytical culture)研究方向和啟示。

歷史背景

2001年9.11恐襲除了痛擊美國國家和社會之外,也反映了美國「情報群體」(intelligence community)的情報失誤,導致未能防止恐襲發生。

在西方,情報群體一般除了包括政府內的情報機構之外,也納入政府官僚體制以外的個人和組織及網絡,例如境內外的智庫、線人、學者、傳媒,以及公民社會組織等等。

2003年,美國聯合英國及其他西方國家以伊拉克侯賽因政權擁有「大殺傷力武器」(weapons of massive destruction)為由入侵伊拉克和推翻了侯賽因政權,後來才發現原來侯賽因沒有所謂「大殺傷力武器」。9.11事件和中東戰事一再突顯美國、英國及西方國家的情報失誤,導致大量人命傷亡和中東政局長期不穩。

主流派別

在這大背景之下,有一批主流的美英情報學者將「情報文化」等同「組織文化」(organizational culture),即泛指那些能塑造和出現於情報群體各成員之間的互動的價值觀、信念、身份認同和人工品(artifact)。

這定義被認為有助理解情報機構內的合作和訊息分享、制度改革、領導模式、情報失誤、情報分析、決策過程和情報理論的形成等重要範疇。

例如,2004年英國情報學者戴維思(Philip Davies)便提出,英美兩國政府的情報失誤與兩地情報文化有直接關係。戴維思首先追溯英美情報群體對「情報」的定義存在差異。在美國,情報基本上包含所有廣義上的訊息搜集和分析。

但在英國,情報則特指某種透過非直接和秘密手段得到的訊息。

換言之,美國視「訊息」為「情報」的其中一個元素,但英國則視情報為某種特定訊息。美國重視同時使用秘密的和非秘密的手段去搜集各種訊息,但最終完成品──被分析構成的「情報」──則必須為機密。

相反,英國堅持一開始在搜集訊息時必須於「秘密和神秘」(secret and mystery)的原則下進行;搜集訊息和秘密的行動本身也必須是機密。

至於組織和行動方面,美國的情報活動集中於幾間情報機構手上,包括「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國務院的「情報及研究局」(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和國防部的「國防情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等。這些部門都有向白宮提供每日情報通告。

但英國的情報研判過程則極之「去中心化」(decentralize)到每個政府部門之內,又於國家層面上多以「合議方式」(collegiality)進行「中心化」(centralization),將情報再集中於情報機構內。

合議過程涉及正式和非正式討論,情報研判過程也集中於外交部指導下的「軍情六處」(MI6)和「政府通訊總部」(GCHQ)、國防部的「聯合航空偵察情報中心」(Joint Air Reconnaissance Intelligence Centre)等部門手上。

戴維思研判,美國的情報失誤是因為美國情報機構之間缺乏合議和達成共識的能力,導致不同機構之間出現互相衝突的情報研判。

而英國的情報失誤則是因為英國情報部門之間出現過多合議而出現了「制度性整合」(institutional integration)過程,導致一面倒的錯誤情報研判。

然而,美國中央情報局的「情報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Intelligence)於2005年出版了一份題為《美國情報群體的分析文化:一項民族誌研究》的報告,由情報學者莊士頓(Rob Johnston)撰寫,從知識論和文化人類學角度,探討了情報失誤的不同文化因素,提出「情報分析文化」為研究情報文化的基礎之說;也即是突顯了知識論作為世界觀與情報之間的核心關係。

研究「情報分析文化」

首先,莊士頓認為情報必然涉及「諜報法」(tradecraft),但諜報法不單是一門「藝術」(arts)或「工藝」(craft),而是一個尋求客觀真相的「科學過程」(scientific process)。作為西方的主流「情報分析文化」,「傳統情報循環」(traditional intelligence cycle)要求情報工作者先進行「計劃及制定方向」(planning and direction),然後「搜集」(collection),再進行「加工處理」(processing),繼而「分析和生產」(analysis and production),最後才到「傳輸」(dissemination)和下一輪的「計劃和制定方向」【圖1】。

受到「實證主義」(positivism)影響,莊士頓則提出現實上的情報循環充滿着「跳步」和「折返」的可能性。因為情報工作的目的是要尋求客觀真相,情報工作者便須具耐性地去進行一連串「遞歸式」(recursive)分析,讓情報循環不斷向前推進;新一輪循環總會比舊一輪循環更接近客觀真相【圖2】。

莊士頓所提出的情報分析文化論,可貴的是他提出情報工作者的「世界觀」(德語:Weltanschauung),也會引致情報失誤。

由於情報分析的一般假設是「諜不厭詐」,情報分析者便永遠以懷疑態度去審視訊息的「有效性」(validity)和「可靠性」(reliability),並以尋求訊息中的欺騙性、異常性(anomaly)和離群值(outlier)為核心關注。

總結反省

其實莊士頓所提出的實證主義情報知識論也可以是情報分析文化的一種。這種側重以實證方法去尋求客觀真相為情報工作目標的情報分析文化也許是西方獨有。

它跟中國《孫子兵法》第十三篇【用間篇】中所提出的「由根而發歸納主義」(radical inductivism)存在知識論(epistemology)上的差異;也跟日本皇軍於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所確立、側重策反的「特務機關」情報實踐存在本體論(ontology)上的差異。

我於是認為比較研究西方和非西方情報文化差異的方向應從東西方不同世界觀中的情報知識論和情報本體論先行入手。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放大圖片 / 顯示原圖

訂戶登入

回上

信報簡介 | 服務條款 | 私隱條款 | 免責聲明 | 廣告查詢 | 加入信報 | 聯絡信報

股票及指數資料由財經智珠網有限公司提供。期貨指數資料由天滙財經有限公司提供。外滙及黃金報價由路透社提供。

本網站的內容概不構成任何投資意見,本網站內容亦並非就任何個別投資者的特定投資目標、財務狀況及個別需要而編製。投資者不應只按本網站內容進行投資。在作出任何投資決定前,投資者應考慮產品的特點、其本身的投資目標、可承受的風險程度及其他因素,並適當地尋求獨立的財務及專業意見。本網站及其資訊供應商竭力提供準確而可靠的資料,但並不保證資料絕對無誤,資料如有錯漏而令閣下蒙受損失,本公司概不負責。

You are currently at: www.hkej.com
Skip This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