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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5月17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再談歷史終結論(三)

前兩周探討了學者福山歷史終結論當中的立論、謬誤及不足。

先讓我們重溫一下論據的三大假設:

第一,普世性假設(universality thesis)——歷史終結論假設,對於世界上所有國家的人民來說,民主制度中的政治參與自由(freedom of participation)及直接/間接代表(direct/indirect representation),乃是不可或缺的。詳情可見兩周前的專欄。

第二,單線演變性假設(linear progression thesis)——歷史終結這種說法也假設,歷史乃具備「單線演變」的特徵——也即是說,歷史會朝着某一個特定的方向或目標進發。而且,前周我忽略了一點,演變的「單線性」(linearity)意指,歷史不會「轉方向」,所謂的分歧或走回頭路,皆不過是曇花一現、短暫的波動,而不能動搖進程軌跡。

第三,持久性假設(endurance thesis)──要歷史真正地「終結」,終點狀況(end-state)必須要具備持久性。說得簡單點,便是,若歷史在「終結」之後,再度經歷翻天覆地的轉變,那所謂的「終結」,便只能充為曇花一現的「假終結」。所以,若歷史要徹底地結束,其必然是走到了一個終極模式,此模式也不會在將來所發生的種種下經歷巨大改變。

歷史走在軌道上?尚待印證

我們今天將會聚焦於第二假設(原本想寫第三部分,但發現篇幅不足)。

我們這一篇討論的結論並非福山全錯——政治學中,很少會有「全中」或「全錯」的情況出現,所以這些形容詞應當保留在自認為是「學者」的KOL吸眼球文章當中。

反之,結論是,第三假設有欠事實根據,而至於第二假設,雖然有不少證據皆證明人類歷史確實在軌道上持續演變,但這些演變,是否以某個固有目的或終點做目標,仍有待時間來印證或說明一切。

一、單線演變性假設第一部分:歷史會否演變?

變幻原是永恒。這句俗語說話,與「傳統精英很離地」及「香港需要賢能管治」,相信在此時此刻已經成為佔據同等地位的老生常談。變幻當然是大自然及人類社會的持久定律之一。古代哲學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us)曾經指出,「無人可以踏進相同的河中,因為不同時刻的河與人,皆有不同」("No man ever steps in the same river twice, for it's not the same river and he’s not the same man.")有關「河」的部分,並不難懂,因為此時此刻該河某一點所流着的水,與下一刻並不一樣,而雖然河的名及大約位置不變,但內涵肯定有變。至於「人」的部分,則較為有趣,因為其往往被後世忽略──赫拉克利特認為世上所有事物乃處於一種永恒變動(constant flux)的狀況中,故昨日的我,雖然仍能稱為「我」,但並不等同今天的我。歷史長河無時無刻皆湧動着大小波浪、漣漪及暗湧,這一點也是貫穿未來、現在、過去的唯一事實。

但須知道,「演變」二字當中,不只是「變」,也同時包括「演」這一字。演變在英文可翻譯為「evolution」,當中蘊含着「進化」的意思。所以,若世界正在演變,假設乃是其並不是在退化,而是在某些範疇上進步、進化。

此時,讓我們重溫福山提出的論據——在1989年夏天的《國家利益》雜誌中,福山反駁了馬克思(Marx)對唯物史觀(historical materialism)(也就是歷史時期的物質經濟生活條件,可以說明一切事物演變)的觀點,並間接確認了黑格爾(Hegel)對歷史演變的判斷。在科耶夫(Kojève)對黑格爾的演繹下,歷史並非單純由物質主義所主導,而是呈現着一種「自由化」傾向。

法國大革命結束數年後,1806年的耶拿-奧爾史泰特會戰(Battle of Jena-Auerstedt),意味着歷史終結的「開始」,因為在及後一百多年的歐洲歷史,皆是根據一個「全面性而統一政權」(universal homogeneous state)的模型去演變,改進。這個全面性而統一政權模式,呈現建基於法治之上的自由(liberal)及民眾認受所促成的有效民主(democratic insofar as it exists only with the consent of the governed.)標準,並乃以西歐諸國為其中的表表者。

依福山及他對科耶夫的解讀所見,歷史一直朝着「自由」及「民主」兩大方前進,故才有演變此一說。

以我所看,福山嚴格來說,對了一半。他的理論,確實能夠有效地解釋二十世紀,全球各國(尤其是西方世界)出現的自由選舉民主制度。1991年,冷戰結束,蘇維埃解體,福山論述風頭一時無兩。福山也藉着鄧小平所推動的改革開放,作為對中國的一種定調,認為若連中國也能進行政治開放,相信自由民主體制的大勝之期,雖然不是指日可待,但也是成功在望。

估計福山預計不到的,是自1990年末始,中國政治改革並沒有如西方諸侯所說,向西方制度靠攏。批評中國制度的,會說其是「威權化」及「自由倒退」。支持中國制度的,則會表示中國如今沿用的一套,乃是彰顯中國模式的成功及獨特之處。作為一名「科班」出身的人,筆者不會武斷地評論中國是否走出了自己一套比外國更「優勝」的邏輯(因為言之尚早,今天的高效威權「中國模式」乃是胡溫中後期慢慢演變成的一個產物,與鄧小平當年嘗試將新加坡的賢能主義及其個人特色的務實主義糅合所形成的體制有着根本性分別)。

同時,近年研究民主體制的個別學者也指出了,單純盲目地以「(西方式)民主化」作為描繪及分析政治體制演變的唯一框架,撇除民主是否優勝這個道德規範問題(normative questions)不說,也是犯了先入為主及任由主觀價值觀凌駕及壟斷分析標準等的一等一政治學錯誤。

所以,與其說福山是在訴說着「歷史的終結」,倒不如反問他一句,「Whose history?」(是誰的歷史?)是印度的歷史?是中國的歷史?還是中東一系列極權帝制政權的歷史(註:可參考葉劉師傅戴雅門(Larry Diamond)有關中東政治體制的詳盡研究,我兩年前跟他進行了一場訪問,探討到底所謂的「民主倒退」,可否「拆解」為「自由」及「管治」質素的衰退,而兩者之間有沒有必然的關聯)?還是世界一小撮國家的歷史?

「人與人之間獨立性下降」

歷史會演變,這一點我是贊成的。歷史家哈拉瑞(Yuval Noah Harari)認為歷史乃是朝着統一化(unity)移動,"It becomes crystal clear that history is moving relentlessly towards unity."(《人類大歷史:從野獸到扮演上帝》(Sapiens))。政治哲學家布坎南(Allen Buchanan)認為人類隨着歲月流逝,正在變得更為道德。

從他們的立論,筆者建議我們可以抽出一個整體成立、較為抽象的籠統說法:「人與人之間的獨立性,正在下降」,而我們在此且將獨立性(degree of independence)定義為「能否不受他者影響」。

因為我們與他人審判及反應的獨立性下降,所以我們在行為層面上變得更為「道德」。因為我們愈來愈需要他人,所以我們正在趨向統一(也可譯為一體)。全球(經濟、文化、疾病、戰爭、軍事層面上等)化、科技(溝通、社交媒體、電子、交通)發展、地球人口增加(直至達至一個巔峰點),這些種種「中層」趨勢,皆支持着這種說法的判斷,反映出我這個推論,其實頗能夠有效地描繪自人類文明開始以來,我們的演變和改進。

最關鍵的是,「人與人之間獨立性下降」,不只應用於西方文明,更可套用在東方、非洲、中東,各大文明/體制/地區的人民之上,反映出一種更為廣泛的應用性。

當然,這種演變並不是沒有到期日(expiry date),轉捩點(turning point)或自然拐點(inflexion point)。筆者認為,只要人類文明符合以下任何一個條件/以下任何一件事成實,以上演變趨勢大有可能會遭到逆轉,甚至「轉軌」,並可以走上一道新軌:

1)地球人口大幅減少(哲學家Toby Ord的著作中有不少章節探討人類的存在性危機,值得一看)!令人與人之間的資源及距離大幅增加,人類社會退化成務農生活,毋須任何全球化的交集及互動;

2)地球以外發現新而無「人」居住的文明/大陸/星球,能讓地球部分人口遷移到該地,人與人之間的距離,隨着星際旅行及移民的開拓,而變得更大更長,人與人之間的聯繫並不能以單純的溝通科技解決,所以人重新學會「獨立」,脫離地球,展開自身的流浪記。

3)人類心理出現根本變化,對社會他人評價及意見變成徹底冷感(也許是社會的一種自然調整機制,因為如今社會人云亦云,為了取悅他人而說話做事者,不勝其數),便因而喪失道德利他(altruistic)行為的基本誘因,人類重新趨向徹底思想行為個體化(complete atomisation of the individual)。

換言之,以上筆者對過去人類歷史進程的「趨勢」的判斷,並不(一定)適用於未來,甚至不應被視為對將來有何決定性影響(determinative influence)。這也是為何筆者認為,1)能夠有效解釋過去數千年人類發展的「宏觀解釋理論」(macro-explanatory thesis),並不能被當作2)能夠有效預測未來人類發展的「推測性理論/假定」(predictive thesis/hypothesis)。過往的歷史可能朝着某一個方向發展,但這並不代表整體人類歷史,從一個抽空的真空點(「view from nowhere」)來看,必然朝着一個方向移動。

也正正是這一點,讓我們來到單線演變性假設的第二部分。

二、單線演變性假設第二部分:歷史演變是否單線性?

何謂單線性?數學上,若某數學函數呈現出一種直線的形象(a straight line, if plotted),那該函數便具備「線性」特徵,若只有一條線,則為「單線性」。歷史的演進,又能否以一條直線來概括?

福山原本的立論,並沒有強調或澄清他心目中的歷史進程,是否必然「單線行車」。但從他對柏林圍牆倒下、蘇聯共和國本身根深柢固的「敗壞性」的判斷,以至他對中國趨向西方民主的「樂觀」,我們大可以推論,1989年的福山,確實認為歷史一直都是在朝着一個(只有一個!)很明確的方向發展,並在冷戰結束之時隨即而「結束」。當然,福山過去20年因應不斷的「打面」,將學術頭盔戴了一個,再戴一個:先是強調歷史終結論並不一定能夠解釋或反映「現在」的事實,再是說歷史終結仍未來臨(詳看他在2018年出版的《身份政治》(Identity)中所提出,有關歐美等地校園及公民社會出現的身份政治思潮,以及身份政治所帶來的社會碎片化和兩極化),再是在今年初的專訪說,他原本低估了民主內在的隱憂及制度性風險,以為民主制度能夠順利地梳理內在的一切矛盾及不足,化解問題。

福山從當天的「好打得」,變成今天的「好傾得」,非常樂於與人「又傾又砌」。不得不讚他,這種虛心風範,相信不少自封為「學者」的學棍,絕對值得跟他學習。

退一步來說,問歷史是否單線發展,其實是一個問得很差的問題。將任何不規則形狀物件(除了傳說中的分形/碎形(fractals))的邊緣放大一千倍、一萬倍,不難發現,眼前出現的,乃是一道線。函數有其所規定的定義域(domain),只要我們將定義域設定為非常窄小,將龍門「任搬」,我們大有可能能夠找到一個有陷的領域中,讓函數呈現線性特徵。太抽象?讓我們貼地少少,也即是說,若我們看歷史,選擇性地只看一個地區(地域限制),以一兩年的時限做時間限制,相信在這片獨特時空地區之內,歷史必然是朝着一個方向移動。比方說,08年的世界,全球市場呈現着一種衰退的線性移動;20到21年期間,世界被新冠肺炎席捲,故國與國之間的互動及交通大幅減少,這也是一種線性移動。但這種「超短期」觀察,又有何意思?

若要論證歷史真的只向一個方向持續地進發,我們要從人類文明的夕陽說起,而不是針對着過去三四百年,圍爐取暖,看圖講故事。絕大多數認為歷史可以單一理論涵蓋的理論家犯的錯誤,正正是將龍門亂搬——符合自己故事的「片段」(可能是數十年,又或是數百年),便對當中出現的異數及變異無限地「包容」,指他們乃是「異變」(anomaly),不能作準。反之,對於有可能推翻自己的「片段」(可能歷時超過一個,甚至多個世紀),則視若無睹,或是以「這並非我們現在關注的時段」等藉口草草了事。

這是歷史學的悲劇,也是歷史學中司空見慣的一種現象。

反之,若歷史學家將人類文明的時軸放長,上綱上線地放長至包含自猿猴演變成人類的「第一天」(約莫估計為700萬年前的事),然後硬地要說,「我找到了!我找到了人類歷史的『單一性』,我們都是單一地從猿猴進行生理進化,變成今時今日這個模樣!」這種籠統說法,也許能打動3歲小孩子,但完全不能解決我們要化解的難題——究竟在我們關注的人類文明歷史(歷史不多於一萬年)當中,有沒有具意義的理論(meaningful theory),可以解釋我們的演進及改變?我們不能採用超長期(super long-term)及超短期(super short-term),作為我們對歷史分析的唯二時間軸。

我們需要能夠解釋中長期現象的理論框架,更需要論證其單線性。

不應盲目相信歷史單線演變

此時此刻,不是說潑冷水,但筆者必須提醒讀者,盲目地相信歷史乃是以單線模式演變的歷史主義(historicism)會非常危險。這並不單純是因為歷史主義往往成為極權者對於印證或支持自身權力鞏固及拓展(totalitarian entrenchment),更是因為歷史主義往往驅使我們忽略或罔顧事實真相,蒙蔽我們的雙眼。

正如波普爾(Karl Popper)多番指出,歷史主義的理論難以以科學模式證明——歷史主義假設在社會演變層面上,我們「必然」向某個方向靠攏,但「必然」,顧名思義,乃是在形容一個仍未發生的事,是一種就着未來的推測。再加上芸芸歷史主義色彩強烈的理論(無論是馬克思的階級鬥爭,還是米爾〔John Stuart Mill〕的繼承推論〔laws of succession〕,還是柏拉圖〔Plato〕對城市興衰的預測及蓋棺定論),往往具備能夠自圓其說的能力(就好比某香港著名評論家,常常以「落地獄」、「皇天擊殺」等怪誕言論,將所有批評者界定為「deep state」信徒),他人很難就着他們對「未來預測」反駁,難以否證(unfalsifiable)──唯一反駁方法,自然是指出過去並不符合這種說法,但這些理論家,也有方法將反證所施與的壓力「卸除」,以包括「時際仍未成熟」、「條件仍未符合」等手法,將質疑者滅聲。整體而言,單線性/歷史性的理論框架欠缺實質論據或理論,並不應被當作能彰顯史實的理論。就算是福山,也不能拆解以上的難題。

歷史已經終結?筆者並不敢苟同。下周,我們將會迎來(真正的)最後一章,探索西方自由民主主義及資本主義社會之間的互動,以及資本主義內部存有的矛盾,是否必然、是否結構性?還是……如天蠶一樣,正在變,在變?

黃裕舜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時代》雜誌及《外交政策》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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