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3月29日

當潮水退去時看中西關係變遷

當潮水退去時，我們便會知誰是人、誰是鬼。

毋庸置疑的是，過去數年的國際形勢發展，令國家與部分國際社會，包括已發展或所謂的發達國家，關係勢成水火。阿拉斯加的中美會議上，雙方外交官劍拔弩張，不留情面。及後的媒體渲染報道，自然也是反映出既定的意識形態。美方主流媒體大事報道中方外交人員的「兇狠」及「長篇大論」，而中國輿論也普遍認定美方的布林肯（Antony Blinken）及沙利文（Jake Sullivan），乃是「傲慢」而根本性崇尚「霸權主義」者，顯示出拜登政府似乎並沒有緩和關係的決心或興趣。

一、三點基本政治現實

如今中美和中西方爭議紛紛，在此筆者也毋須多敍。

但就着如今出現的種種趨勢，我們在此不得不認清楚三點基本政治現實。第一，一套表面上為「普世」道德審判價值觀所支持的論述，背後反映的肯定不是完全客觀的事實，而是有心人士的政治操作。就等於國際舞台上，有人一口咬定某方是在進行不道德的人權剝削，但此君對人權剝削的選擇性關注，讓人不得不反問一句：為何君不能從一而終地維護及堅守此原則，將政治化批鬥與合理的批評脫鈎？也有人指定美國作出有違人類共同利益的霸權主義行為，但霸權行為從來都是世上大部分大國的本質，所以與其將美國人描繪成十惡不赦的「國際歹徒」，倒不如反思一下，為何國際秩序本質結構上會締造霸權（hegemony）、會間接促成大國之間的矛盾，甚至導致所謂的修昔底德陷阱（註：筆者也寫了多次，此「陷阱」一說並沒有充分的實證作支援，只可供參考之用）。

第二，各國外交代表言論及表述，在其國人眼中有其關鍵重要性，重要性在本地層面來說肯定遠比他者或外國輿論來得更為重要。就拿阿拉斯加的中美會來說，雙方在討論前的公開言論無疑有一定程度是說給自己國民聽的。拜登政府要向保守派選民交代，顯示自身並不會如共和黨及特朗普所說，向中共「低頭」。同樣，面對國內日益高漲的反美思潮，楊潔篪及王毅必須在關鍵議題上「立下馬威」，進行他們心目中的對外以正視聽。因此，什麼「從這些言論，我們可以看到中美未來政策走向」，或中美各自「政策立場變得更硬」，這些流於表面分析皆是忽略了最基本的現代政治邏輯：二十一世紀的國際官員公開場合的言論，從來都不是讓他們由衷交流的時機，更多的是對雙方本地收看對談的觀眾之一種「交代」。

第三，承接着以上這一點，不得不說的是弦外之音，並非人人都能捉摸到。須知道國際關係及外交的受眾，從來都並不限於自身國人。隨着民眾情感與外交體制在權力分配及認受性層面上的日漸交織，部分公開言論所觸發的民粹排外排他思潮，大有僭越官方及體制約束的可能，對外交政策營造的不穩定性不容小覷。同時，外交言論有其路徑依賴性（path dependency）──一旦確立了一個明確的「主調」，便很難一時三刻憑一己之力去逆轉。

若比展示出來的立場更「柔軟」或「模糊」，則為最為嚴重的政治錯誤，並非所有人可以承受如斯罪名。所以國際關係惡化、矛盾升溫，來源可能本來是最為正常不過的「交作業」思維，卻因為人為和主觀情懷，最終導致擦槍走火。這絕對要防，也驅使外交家必須分清楚何謂底線、何謂虛線、何謂理想的線。若各方為了將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忽略了兩敗俱傷的可能性及嚴重性，則只會令局勢持續白熱化，對大部分平民百姓皆不是一件好事。

二、國際社會部分人士讀不懂國家：對中國的思維誤判

國際社會中有不少人讀不通中國。

先拿對中國認知較為膚淺的人來說。當中有不少人對國家的既有觀感，骨子裏仍是停留在毛澤東及改革開放前的時期。在這些人的眼中，中國國民永遠是被壓榨的一群無知之眾、所謂的脫貧數據全都是憑空捏造的謊言，而如今國內確實出現的國粹主義，是與當年毛澤東推動文革下的「反菁英」主義（anti-elitism）及極權主義（totalitarianism）同出一脈。也有不少自喻為自由派的海外知識分子認為，絕大部分國人都是受中央政權所洗腦，故導致他們批判性思維欠奉，只能盲目地崇拜國內領導人。

這些輿論本質上未必是惡意，也並不一定具有反對或顛覆性，但反映出的卻是一種與時脫節（anachronistic）的家長式思維（paternalism）。在這些論述中，中國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亟須外國的「協助」及「支援」，才能脫離苦海，正中部分輿論的「白人救世主情意結」（White Savior Complex）下懷。

這些論述根本性的問題，並不是其對中國過去出現的經濟進步及社會變化視若無睹──因為理論上，剝削及權利磨蝕並不能以單純的功利主義作為論證標準。其問題是把現實的一部分無限放大，上綱上線，導致國際輿論圈中出現過於泛濫而明顯與事實相反的批判，反而蓋過了實際有素質有理據的批評。比方說，中國貪腐問題仍然嚴重、債台高築、社經不平等、公民缺乏政治權利、國際形象出現嚴重問題，這些都是確實存在的問題，但卻因為一小撮意識形態極端式的輿論，而被輕易地扣上了「非理智」或「曲解中國」的帽子，也不被國民所接受或接收。

從一個現實政治層面來講，這些輿論肆無忌憚皆把中國國內的問題扣在管治政權上──「中國貧富懸殊？這明顯是黨的問題！」「中國近年天災頻頻？肯定也是黨的問題！」這些說法，一來與事實不符，二來對促進國內改善改革根本於事無補，只會加劇批評者與當局之間的距離及隔膜。當任何批評皆要求我們對如今中國管治體制的徹底否定，試問又有哪位在體制內的人，會歡迎如斯激進偏頗的批評？就好比如今有些個別人士表示，美國近年的貧富懸殊、金錢政治，反映出我們必須將整個美國政府制度顛覆、打倒民主，才能「解放美國人」──這種說法也同樣不可取，因為其所謂的願景不切實際，更不能貼近當地民情民意。

最後，外國也有不少人認為，中國如今的問題，乃是因為其有意推動霸權主義，與美國一決高下。在此前提下，他們認為若美國真的「敗下陣來」，國際社會便必然要接受「中國那一套」。誠然，近年中國坊間也出現了一種「走出去」的論述，官方也提出了「人類文明共同體」等論述，令西方不少評論家認為中國要執意「推翻」西方所主導的國際秩序，自立如「一帶一路」等的新世界經濟秩序。確實，若這真是中國的全盤意圖，那恐怕國際社會所崇尚的管治模式，也未必會符合中國眼中的高度集權、結果先行的威權管治哲學。

但這種推測，蘊含着對中國政治菁英及體制的一種嚴重誤解。中國歷史上較為成功的王朝（漢朝、宋朝、明朝），從來都不是以無限的地域拓展作為目標（唐朝較為例外，但也是以朝貢形式作為主要收編手法）。近代來說，中共建國以來的執政論述論證，並非是推動什麼「國際中華文化圈」，而是要全心全力穩定及鞏固自身在國際的管治威信，推動在他們眼中以民為本的政策，籠絡人心、避免內鬥內戰。

中國要拓展自身的經濟及貿易版圖，並非因為其對操控國際社會政治局勢有何特殊的情意結，而是因為全球化經貿中的「悶聲發大財」，乃是維持國內穩定及民眾支持的關鍵條件。現今中國遠比蘇聯或曾參與越戰、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的美國來得聰明，其領導人不屑也不願意泥足深陷於各大大小小的國際鬥爭中，因為這是一件吃力不討好的事，對民眾支持及資源消耗甚深甚多。在此前提下，若國際社會執意要將中國解讀為一個「政治軍事霸權」，將30年後的中國判定為如美國一樣的「侵略者」，這一來是對美國也正在演變的外交方針及政策的一種失實蓋棺定論，二來也反映出以西方之角度衡量中國思維模式的根本性謬誤（fundamental fallacy）。

誠然，我並不相信國際社會大多數人皆是骨子裏排華。有不少外國的朋友讀者，也會與我真誠地分享他們對中美關係及中國崛起的看法。他們絕無以種族歧視去看中國，當中更有不少中國通本身對中國文化及政治發展感到真摯的興趣，而不是帶着有色眼鏡。這些人士對中國的既定形象，往往源自針對北京部分言論或行為的一種道德判斷，以及在這些基礎上做出的渲染演繹。比方說，中國人沒有投票權，在西方的政治術語中便等於中國官員乃是「獨裁」、「剝奪」國民的資源、政權並不「合法」（legitimate）。

政治言論在網絡上受管制及控制，便等於國人毫無思想自由，肯定是受政府宣傳操控（brainwashed by propaganda）。這些自我價值觀的投射（projection）並非出於故意針對中國的思維，而事實上也未必完全缺乏事實根據。但從實然（empirical / is）走向應然（normative / ought），此審視過程中必然蘊含着該人的主觀道德審判。而過程最終推論出的裁決，也許吻合西方選舉民主價值觀的慣性思維，但絕對不能充分反映中國的民情國情。這也是為何我認為以內地那一套思維論述來看香港，是一個非常不可取的做法──香港與內地同屬中國，但骨子裏的文化及體制各有其獨特之處，並不能盲目地視為一體。而在國與國、文明與文明之間的糾纏，兼聽則明非常關鍵，從政者必須謹記於心。

三、部分國人也讀不懂國際社會：對國際關係的植根看法

說完了外國，是時候說部分國人對外國及國際關係的看法。

國民當中對外國的一大指控，乃是外國政客充斥着帝國主義（imperialism）及新殖民主義（neo-colonialism），要將中國鬥死，務求能清除異己及競爭對手。毋庸置疑的是，今時今日，西方諸國當中確實有不少人乃對中國崛起及經濟版圖擴大感到擔憂不快。

這些人甚至真心相信一個西方主導的「民主自由體制」（以引號來突顯其自稱）應為世界的永恒定律；也不排除有一小撮人是政治投機分子，視反華為贏取選票的最佳工具（樣板一：是競選失敗的特朗普及其所代表的「新共和黨」建制；樣板二：英國保守黨右翼與法拉奇（Nigel Farage）等人正在醞釀的在英新「反華」勢力），或是將對政府處理新冠疫情轉移視線到別處的輿論力量）。甚至有些個別極端人士，潛移默化地深深信奉白人至上主義，以致任何有可能威脅到白人當道這個政治邏輯的，都必須正本清源，以求永續白人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領導的「國際秩序」。

可是須知道外國也不是一塊鐵板。美國可能視中國為一個強勁競爭對手，而中國也毋須對美國諸多遷就。但歐洲中原本有不少國家皆對中國的經濟機遇及市場抱有強烈興趣，也希望在美國以外發掘可行的長遠合作關係。這些國家與中國只有在價值觀上存在衝突及矛盾，導致他們之間經濟合作協調受損。要修正這些關係，並不需要中國全盤否定自身決策、立場或底線價值觀，但我們應當有能屈能伸的勇氣，真正地商榷反思如何在最為關鍵議題上據理力爭，將長遠利益最大化。

再舉另外一個例子來說。在亞太及大洋洲區內，我們不應把澳洲或紐西蘭、馬來西亞與印尼混為一談。前一對國家對華立場在過去3年來政策分歧顯而易見，而後兩者在與華政策及交流上也是受本地政治所牽引，有一定的不確定性。紐西蘭雖然是所謂的「五眼聯盟」（Five Eyes）成員之一，但立場與較為溫和的加拿大及歐洲中的德國相似，一向為中國留下不少餘地及空間。反之，在自由黨立場日漸偏激的情況下，澳洲政府對華立場趨向保守激進，並不能與加拿大或紐西蘭相提並論。我們在看待及處理外國對話言論及立場時，也必須慎思考慮，到底他們的言論，是否與國家利益有根本性的衝突，而代表着的，是否他們的核心利益？若有空間商討商榷的話，我們不妨打開門戶，廣納意見，更能為中國長遠發展鋪墊更穩定的國際基礎。

如今有不少國民認為中國正在承受儼然當年「八國聯軍」的外國圍剿，但這未必是最佳的剖析角度。與其說中國正面臨全球多國「軍隊」圍剿，倒不如說我們正在面臨一個正在衰落但仍然盤據重要位置的（美）帝國，以及可以爭取、願意聆聽的一大群游離國家。這些國家當中，親美或親中的聲音多年以來都是分庭抗禮，而實際上，歐洲諸國及東南亞諸國在經濟上多年來對中國的依賴，讓他們不少的政經菁英皆有意向中國靠攏，他們不會主張「入侵」或侵害中國核心利益。

無可否認的是，近年歐洲東南亞諸國的公民對中國的觀感評價，卻因着種種「燃點」（flashpoints）急速下滑。這些國家當中，菁英與平民之間明顯出現一定的分歧。而我們也應該了解到，隨着國際部分輿論對中國的「具挑釁性」行為（belligerent action）論述持續地在國際公民社會及輿論圈中扎根，連本來較為立場溫和的各國菁英也很有可能會最終屈服在民意之下，持續地疏離而甚至敵視中國。贏回當地民心的重要性及難度，同樣同時地拾級上升。

其實自改革開放以來，國家走向國際社會，成為國際上負責任的大國，期間下了不少苦功。但隨着中國由一個區域性大國演變成世界頂尖強國之一，世界各國對中國的定型及戒備，自然會大幅增加。在他們對中國所施予的期望，與我國國民自身對中國發展的憧憬之間，必然有其矛盾，也有其價值觀上的衝突。而這些衝突浮面，受害的不只是老百姓，也包括一整代遊走在中西之間橋樑的人士。這些人有嘗試把兩大文明體制的優劣公平公正地作出論述的學者，或是將雙方之間的互信重建重塑的協調者，當然也有成千上萬的外國留學生（或是美國在華學生、又或是在美的中國留學生）。

中西脫鈎，除了對世界穩定百害而無一利，更是把數十年來我們辛辛苦苦建立起來的公民社會聯繫，白白埋葬及斷送在政治鬥爭當中。在面臨全球氣候暖化及公共衞生危機等嚴峻問題的前提下，這種切割，無論是道德層面、實際層面，還是結構性層面來說，不可取，更不能想！

只有當潮水退去時，我們才會看得到世界需要更多的信任與聆聽、希望與真誠。

黃裕舜

牛津政治評論總編輯、《時代》雜誌及《外交政策》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