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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3月8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言語與行動

今期想說說言語與行動。

言語,顧名思義乃是以特定詞彙、聲音、文字作為表述訊息的過程,也泛指這個過程的成果。

行動,則是以軀體為載體、以個人為推動者,在歷史時間洪流中所留下的小小痕跡。

言語存活在一個以慣性規矩所構建的平行時空中。在這個時空中,我們會注重或關注用詞的準確、詞語組句是否能夠工整完整地湊合出時空中的特有意義,在一個未必具有意義的實體基礎上譜寫出具有吸引力的意義及定義。我們用言語與他人溝通、也在溝通的過程當中塑造自身對外對內的立場形象、從而更梳理出自身的信念和想法。

言語所組成的世界,可以是完整、更可以是完美的——正如象牙塔裏的琉璃一樣,碧玉無瑕。卻也因此大可能是欲蓋彌彰地脫離現實。

相反,行動天生便具有一定瑕疵的。有很多事,你想做,但做不了。做了,也不知道後果如何。這便是行動天生的不穩定性(contingency),讓你只能在不肯定與肯定之間尋覓空間,讓行為的動機落地。行動是不規則的,因為你可以參與在其中,但並不能完全左右控制行動的結果。絕大部分人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但絕大部分人並不知道——真正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麼。

人類有不少行為皆是超出自身自主所控所限──我們的行為受社會、背景、他人的人為因素所主宰,並不由的我們全權控制。

我們可以為行動添加解釋、為自身行為做出合理化(往往是後顧為主,也因此讓我們先入為主),但行動的具體價值與意義,我們並沒可能在其發生之前便將其蓋棺定論。這與我們可以精密地細算的每一句每一字,存有着極大的差異。入正題吧。

一、論椅子社運(armchair activism)

西方國家近年冒起一股風氣,被普遍譏為「椅子社運」(armchair activism)。椅子社運指的,乃是一些長期充當「鍵盤戰士」、在網絡上打「口水戰」、以最低成本賺取最大光環的投機分子。這些投機分子的行為往往對運動並無任何正面實際效益,卻為他們在社交媒體所設的圈子中贏取及博得大量、明顯不成比例的掌聲。例子比比皆是,從沒有被性侵,甚至曾經對他人做出性冒犯的人利用「#MeToo」為自己洗底,到近年全球暖化議題下的「懶人環保主義」(slack-environmentalism),再到西方各國中人就着海外戰爭的死難者篩選性地在網上弔念(#RIP),再到國內近年發生非常無厘頭的「肖戰事件」,這些種種社運或「半社運」中的參與者,往往具有以下三大特徵:

第一、事(實際上)關己的程度有限——就着環保主義最為「踴躍發聲」者,往往並非家園快被洪水掩蓋的貧民,因為那些人並沒有資源或能力去負擔昂貴的廣播費或臉書廣告費;

第二、這些人的言論,往往非常出位,動之以情、訴之有理,讓人誤認為他們是社運所關注的團隊成員之一,但卻同時就着解決方案模棱兩可,只會說「問題要解決」,卻不會解釋如何解決問題;

第三、這些人當中有不少實際上有足夠的資本做更加多的事,包括在體制內外以改革或更為激烈的抗議達致其目的。但偏偏他們心中的目的並非解決問題,而是讓自身自我感覺良好,同時爭取可供交功課的「階段性勝利」──這便是椅子社運家的本質。所以,黑狗得食、白狗當災,是為社運的精髓。

作為一名在不少西方自由主義關注議題上的「椅子過來人」,筆者可以肯定的是,椅子政客當中,並非所有人皆有意從事這樣的「名聲販賣」。有些人乃是出於生活所迫、資源限制,而不得不想向現實低頭。當然,也有人躊躇滿志,古道熱腸地認為自身確實是「帖文常常起了作用」,能以一支筆指點江山、教社運中人如何做事。但不能忽視的是,也有一小撮人,憑着便宜地販賣價錢昂貴的字句(每一字很貴,但整件事很「cheap」),成功地炮製人血饅頭,在社交媒體及社運主義當道的年代中(activist zeitgeist),爬着他人頭顱上位。

退一步來說,言語也可以是行動的一種。Speech is action.可以提升某些議題的關注度,將善忘的公眾聚焦集中於亟待解決的社會問題,並為打算應對拆解深層次問題的改革者提供政治燃料。在某些最為黑暗、最為模糊不清的混沌時代裏,言語可以痛陳利弊,將事實點出來,本身便是一種行動,更是一種剛強的行動。言語能成為記憶的載體,將思想及精神永遠延續。因此,椅子社運不一定弊大於利。

但同時我們不得不防椅子社運之「口水堪比浪花」。過度激昂而言過其實的言論,能讓人對實際行動卻步。舉例說,一名看見死去的地中海小孩被沖上岸邊的人,會對這孩子的死亡感到悲痛、也許會在推特上轉載(retweet)小孩照片,甚至會在臉書上寫下洋洋灑灑多字來形容自身的悲憤。他們看見自己寫的千字文,自我陶醉,認為自己的帖文「起了很大的作用」。但說實話,誰會看?誰會理?誰會管?在網上一陣發洩過後,然後呢?然後,就沒有了。

這也是為何多年以來,歐洲自由派及左翼公民絕大多數皆知道歐盟難民政策漏洞百出,卻仍然任由難民福利問題沒完沒了的持續下去。你問問他們憤不憤怒?很憤怒!覺得現況合理?不合理。但然後呢?當言語取代行動,成為我們對不公義的唯一回應,這便是不公不義勝利之時。當泛濫言語充斥着本為行動而設的社會及體制,這便是極端主義及民粹主義崛起之時,也就是管治消退之時。言論很重要,但永不能取代實際行動。

二、論校園政治及「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

西方校園現正冒起一種「取消文化」(cancel culture),指的便是,不同社交圈子就着一些「敏感議題」,對持有小眾意見或個人道德觀存疑的學者及講者進行聲討,試圖透過這種手段讓他們在各自領域中失勢及噤聲。

校園中的「取消文化」,更是以「去平台化」(no-platforming)的手段浮現,將言論被認為「有違校園文化」的講者剔除,望能透過這種做法讓校園討論達致他們心目中的「公正平衡」。支持「取消文化」者認為這些人物被他人取消(cancelled),乃是惡有惡報、應有此報——若現有的法律框架未能將這些惡貫滿盈者繩之於法,那學生們自然便要「替天行道」,為公義發聲。

但這種現象及思維,也有其不可取性。其實,言論與行為本來應當有着一定的分界,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為言論自由,與行動自由,乃是基於不同的道德基礎。他人行動幾近必然有可能會影響到我們,而我們對如何被其行為影響的自主權有限。相反,我們如何應對及回應言論(包括,對一些明顯是煽動性而毫無實際價值的荒謬論述),其實我們絕對有選擇的空間。當被動一方具有否定或避免言論負面效果的能力時,因着言論所構成的可能創傷,則會被轉化成為一個可以避免的風險。

當然,這並不代表言論自由沒有限制──當言論對他者構成不可避免的實際(實體或精神)創傷,那將這些言論限制也言之成理。

說白點,現時西方校園學生要求「去平台化」(no-platforming)某些人士,筆者認為是合情合理。校園沒有義務讓納粹分子、宣揚種族仇恨的偽「知識分子」、煽動暴力的聲音在其場所內發表意見。有些說法認為,校園是辯論及批評這些聲音的最佳場所──但當對方根本是無理取鬧、毫無意欲與你辯論之時,辯論實際的澄清效果絕對有限。愈辯,並不代表愈明。

可是,物極必反。任何反權威的風氣,若可適可而止,當然有其存在的重要性。但如今「取消文化」所覆蓋的範圍,似乎逐漸延伸到任何行為有違現今美國兩大派(自由派或保守派)主流觀點及期望的少數「異見者」。正如欄友盧安迪曾經多次撰文指出,如今姑勿論是東西方,皆看到有大學中學講師或教師,因為自身背景、言論、政見、意見等,在合情合法的情況下表達理性意見,都要面臨極端聲音的清算或批鬥。有不少「校園自由主義者」(campus liberals)熱中上綱上線,將任何稍微人格有點兒瑕疵的講者杯葛,務求他們對校園卻步。

「取消文化」本身沒問題,但當其轉變成一種過火過位的「批鬥文化」之時,對言論的打壓之甚,對校園及整體社會共融根本於事無補。

現代有不少運動中後期皆演變成將任何思維及論述上綱上線的一股力量,將論述討論推到最盡最激,務求個人意志屈服在群體性思維的淫威下,從而印證某些超出理性範圍的極端意識形態。

當然,這也是一個社交媒體風行、個人主義逐漸被一種扭曲的群體主義所取代的年代。社交媒體讓我們放大誇大別人的一舉一動,並對其加上即時性、未經篩選、不受素質控制(quality control)的演繹。同時,個人主義也在身份、國際、膚色等基礎所建構出來的枷鎖下,難逃被群體主義所吞噬的厄運。在這種大氣候下,能讓人探索及表述自身想法的言論自由,其實更是難能可貴。

言論當然要有界限,但社會大眾及有能者總不能為了一時的執念及偏見而將異見及其言論扼殺,將任何有違社會主流思想的論述扼殺。

這也是特朗普四年執政下,美國的根深柢固問題。他將所有的自由派人士描繪成假想敵,透過散播針對記者的假新聞以及暴力威嚇等手段,將黨內反對他的聲音肅清,並同時令他的選民對主流媒體憎恨愈加膨脹。這些保守派選民逐漸走入保守主義的回音牆,參加如Parler等的、取消對「主流媒體」的訂閱、對蠶食美國核心價值的自由派人士窮追猛打,變相也是針對支持「自由派意見」的媒體的另一種「取消文化」──這與他們口中所批評、熱愛星巴克牛油果沙冰(Avocado Smoothie)的千禧年代自由派人士行為,幾近無異。

言論與行為之間的分隔,當然並非一面鐵板,也不是一條死線。但貿然將言論劃入受社會及政府所監管的範圍內,不但是對個人自由的一種根本性打擊,更是對長遠的社會穩定一大衝擊。要有具體良性的行動,必先有言論自由。

三、論愛國主義與形式主義

任何一個合情合理國家的國民,都有愛自己國家的權利,而對國家的過去、現在與未來的愛,並不容許任何他者指手畫腳,更不應被人上綱上線地過度渲染。有人說,「愛國者」與「有能者」乃是互相牴觸,但試問一個管好國家的管治者,又怎能與國的利益大相逕庭,又怎可試圖將國之根本顛覆?

話雖如此,最近筆者重新拜讀已仙遊的傅高義前輩筆下的鄧小平傳,再翻看改革開放中後期鄧公曾經說過的幾句話:「現在有一個問題,就是形式主義多。電視一打開,盡是會議。會議多,文章太長,講話也太長,而且內容重複,新的語言並不很多(…)形式主義也是官僚主義。」

鄧小平認為實事求是,乃是「馬克思主義最起碼的原則」──將這一個原則投放在管治及政治層面上,筆者絕對認為是對的。

言論可以襯托行動、言論可以充當行動,但言論不可以代替行動。實事求是——君當然可以很大聲的表示自己很愛國、在言語之間透露出愛國之情懷,但這並不代表君真正愛國。真正愛國者,是會將其利弊得失、長短功過謹記於心,並從其出發點着想,思考如何為國好,而不是將國家毒害。

愛國的精髓並不在於言論,而在於行為──你能否幫助到國家共渡時艱?你可否在國家崛起之時為其出謀劃策?你有否在同胞苦難之時嘗試向其伸出援手?你會否對自己國籍感到慚愧,然後以聲勢浩蕩的片言片語遮蓋掩飾這事實?

同時,君也可以自認表現出來的與自身國家格格不入,乃是透露出一種個人英雄氣派的胸襟。君大可以忘記自己的國,摒棄自身的根,去尋覓另一國度。遠走他鄉的權利,不應該,更不可被任何人扼殺。但不要忘記,在外面的世界,在國際舞台上,你在他人群體操演中被斷定的假設國籍、你在他人眼中的所謂身份、你在別人白眼之下的膚色,並不由你所決定,而是由他人所主宰。他人可將你視為自己人,也可將你他化。

你當然可以選擇摒棄國家。可是在暴風雨的國際競爭中,你只不過是別國的一枚棋子,他鄉的一名過客。

若要愛國,就要愛得務實貼地,而不是阿諛奉承;要愛得全面公正,而並非只看到她的好,忘記了過往的過失及未來面臨的困難。

言語與行動,不能以後者作為前者的前提,更不能以前者取代後者。望大家都可以細思後行。

黃裕舜_牛津政治評論總編輯、《時代》雜誌撰稿人、香港羅德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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