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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1月19日

鍾誠祥

當政治代理人不復存在

4名立法會議員被人大常委DQ,引發泛民主派議員集體請辭,這意味着30年來香港泛民主派支持者透過其政治代理人爭取政治和社會訴求的時代正式結束,香港的政治形勢即將進入新常態。面對這突如其來的轉變,正是對香港整個公民社會的嚴峻考驗。筆者認為一眾泛民主派支持者必須把握這個危機中的機遇,改變過去30年一直比較僵化的公共領域生態。

加強議政平台和智庫

過去很長的一段日子,香港壓力群體在進行政策倡議的過程中,一直依賴與他們政治理念相近的立法會議員及其辦事處。一般的做法通常是受政策壓力的群體把其處境和困難帶到立法會議員面前,期待議員及其辦事處協助進行政策研究,形成具體的政策建議。

另一個模式,就是立法會議員每年均會接獲不少求助個案,並從中嘗試歸納一些政策上的結構性現象,繼而形成政策改變的需求,引發針對某個政策的倡議行動。

不過,隨着泛民議員總辭,這種公共政策倡議模式將不復存在。因此,公民社會必須思考如何在新常態中繼續進行政策倡議。

筆者認為隨着形勢改變,泛民陣營必須強化議政平台和智庫,以支援不同群體的政策倡議需要。鑑於在可見的將來特區政府必千方百計阻止泛民主派人士參與各級選舉,香港政黨的生存空間必然大幅收窄,依賴政黨推動政策研究和倡議,實在是不切實際。因此,政治立場上沒政黨般鮮明,且能專門聚焦在某些特定政策領域的智庫,便可填補政策研究方面的需求空間。

隨着議員總辭,不少具經驗的政策研究人才便不可能以議員助理、政黨顧問、政黨秘書處同工等角色進行政策研究和倡議,這些擁有公共政策知識和倡議經驗的人力資源,將可成為智庫的骨幹。過去希望投放在選舉工程方面的財政資源,部分也可能需要考慮轉移往支持不同政策領域的智庫。

筆者所以認為必須強化智庫和民間議政平台,是因為在未來的政策倡議和政治抗爭過程中,個別公民的參與將顯得極為重要。智庫和民間議政平台的建立,將能夠向普羅大眾提供嘗試參與政策倡議過程的機會,並讓他們累積政策倡議的經驗,以便在未有議會代表的情況下繼續推動與自身群體有關的民生政策轉變。

更重要的是,隨着建制派極可能在未來一段頗長時間中控制議會,受壓群體若須進行政策游說,便無可避免地需要與建制派打交道,這樣對部分壓力團體而言,政治上並不方便。在此情況下,智庫便可充當有關角色,繼續在議會推動政策建議。

重點監察建制派表現

另一方面,建制派控制議會,自然也要就政策成效負責,智庫即可按照其專門的政策領域,針對建制派的表現進行監察,指出他們在公共政策上的不足。只有這樣,我們才能讓更多香港人,特別是所謂中間派的市民清晰看見建制派的不濟,為將來政治變天的時刻作出準備。

總之,在政治代理人不復存在的今天,香港人必須更主動地投入公共領域,或出錢,或出力,或出謀獻策,親力親為,裝備自身,才能使香港的公民社會繼續運轉,抗衡來自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的馴化政策,而當中的重中之重,乃建立完善的智庫組織和民間議政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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