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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10日

黃伯農

香港安全地形動態

7月《港區國安法》實施前後,有亞洲外交官與我分享英語文章。本文以其中兩篇去反省近年香港安全地形的動態。

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前一星期,英國學者和戰略家史高(Gerald Segal,1953-1999)在《國際先驅論壇報》發表文章〈香港作為亞洲間諜樞紐的光明前途〉。史高當年政策建議有促成今天香港為外部勢力介入。

亞洲成間諜戰場

史高認為,香港回歸中國並非單是經濟政治事件,實涉及安全。回歸後香港將成為「間諜戰場」(espionage battleground)。香港被喻為東亞最好的海軍基地,是因為港闊水深和獨特地形適合海事部署。

香港又鄰近台灣海峽、南海和東海,使任何海軍都想透過她加強在具糾紛海域的影響力,是未來中國欲建立一支具遠征力量海軍的港口。香港為區內最優良的民用港口,其對外開放性使她成為間諜溫床。

英國撤出香港後,將有不同間諜活動在港進行,諜戰亦以不同掩護下發生。北京將全力拔除英美和西方情報機構安排的電子和人工情報網絡,以及在公務員系統和商界內安插的線人代理人。香港會成為中共派系、軍方央企和台灣等不同勢力的諜戰場。這些動態使香港成為中國政權地方化時的分裂縮影。中國將透過香港輸入武器系統內的零部件,這是因為北京對有關物料和科技更感興趣。而當解放軍追上美軍力之時,北京會以香港去改善訊息戰能力。

史高研判香港將成為中國學習如何從與美國角力中改善自己位置的據點。

今年5月,史高研判被意大利學者盧卓莉(Laura Ruggeri)文章〈混亂的推動者:美國如何在香港種植顏色革命〉具體地描繪出來。盧卓莉1997年移居香港,提出2014年和2019年示威活動是美國策動的顏色革命。

顏色革命在香港

盧卓莉認為,回歸前香港已被顏色革命組織「國家民主基金會」(National Endowment Democracy,NED)對靶,成為美國在中國推動「政權易變」(regime change)的據點。

九十年代中國經濟增長被美國媒體演繹成「中國威脅論」,視中國為美國全球霸權的挑戰者。與西藏和新疆一樣,香港被美國支持的「政變推動者」(agents of regime change)利用。

回歸後香港雖有良好的行政者,但懂管治的人不多。殖民統治使港人政治欠成熟,社會被既得利益集團主導。「一國兩制」未將香港制度和人心解殖,港人對中國認同薄弱。

相反,跨國組織包括教會、非政府組織(NGO)和倡議網絡卻深入民心,被美國視為「影響力載體」和「民主化催化者」。他們與被美國支持的媒體和政黨合作,使中國和特區政府長期處於被批評的壓力下。他們利用民怨撕裂社會,達到政治分化和意識形態對立,使香港無法管治。

雖然中國沒有削弱香港自治,特區政府卻忽視美國這頭「房裏的大象」。若能及早從一連串事件之間看到聯繫去確認安全風險,便可預早搜集情報,防止顏色革命。

盧卓莉指出,香港立法者沒有看到「兩制」成功取決於「一國」穩定。公務員受制於「做多錯多」求自保消極心態,未有效應對被美國支持的社會運動所造成的勢力失衡,不斷蠶食香港憲政基礎,阻礙香港被納入中國管治領域。立法者和公務員沒有視維護中國主權為首要,造成的危機便被政變推動者乘虛而入。

顏色革命意識形態和顛覆活動早已滲透不同機構和制度內。反對黨連成一戰線,一支由本土義工和外國特工組成的小型軍隊以「公民行動」為名,與接受數百萬資助的基金會、NGO和媒體組成民間網絡。

香港的文化地形也被政變推動者佔領,使顛覆性意識形態得到滋生散播,在文化領域和公共空間為美國利益服務,形成了持續顛覆政府的大風口。

蜂群效應在港大

顏色革命的介入方法主要是「蜂群模式」(swarm model),指一群具目的行動者不斷自相互動和與環境互動,漸把整個對靶社會環境重塑成「自然環境」,達到「蜂群效應」。於是有很多後來參與者並不意識自己的思想行為已被「入群」。

政變推動者能在香港操作自如,須在學術文化界內佔據具影響力位置。顛覆性意識形態已被大學課程、電影節和文藝雜誌反映出來。香港教育工作者、學術和文化工作者大多是外國人和曾於外國接受教育,不自覺地從屬新殖民主義。香港未經歷過從英國殖民統治中解放出來的鬥爭,港人尚未拒絕殖民身份認同,很多港人(包括公務員)對中國存有錯誤優越感。

一九九七年前,NED已在香港策劃和資助地方組織。當年NED亞洲事務副總裁Louisa Greve稱首要目標是防止23條立法,恐使NED和受資助組織成為非法組織。

縱使很多國家已有相關國安立法,為什麼大律師公會和法律專家反對23條立法?由NGO、教會、社運分子、工會和政黨組成的「民間人權陣線」是如何動員的?有什麼工具將他們連結一起?

盧卓莉稱認識一位被NED資助的政變推動者。這位英國人於1999年倫敦大學修畢中國語言和政治後,到紐約被NED資助的「中國人權」(Human Rights in China)當實習生。實習後她被組織派到香港出任「研究總監」。以哥倫比亞大學博士生身份作掩護,她在港大法律系聯繫了「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mparative and Public Law)及人權法碩士課程。

自此她與批評中國政府的教授和年輕學者共著文章,研究西藏、新疆和內地民工問題。有港大教授和研究員得到邀請與美國大學交流,透過會議、出版、夏令課程和研究資助等製造蜂群效應。美國大學的博士生也到港大法律系訪問,後進駐教席和行政位置。盧卓莉相信這英國人在港大法律系招攬學者形成反中力量,透過比較法與公法研究中心連結訓練社運分子、記者和NGO等,財務贊助來自美國駐港領事館。示威活動多引發法律訴訟,顏色革命策劃者須確保有足夠義務律師為示威者答辯和有法律學者挑戰政府對《基本法》解釋。盧卓莉指港大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等人一直扮演重要角色,並聲言多年來眾法律專家涉接受NED共46萬美元資助。

國安法取回主動

當年史高對香港的研判已成真:回歸後香港的大學等文化機構被美國滲透,透過發展政變推動者去與中國角力。以大學為基地去連結訓練、組織策動和協調境內外組織個人,透過國際交流、輿論、研究出版和示威活動等去削弱政府管治,從而攻擊中國。

香港除了是「間諜戰場」,學術界也成為美中角力的「代理人戰場」。兩個戰場互有聯繫,構成了香港安全地形動態和國安威脅。從這角度看,《港區國安法》是中國與美國角力中改善自己位置的一個標誌。

英國巴斯大學政治、語言及國際研究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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