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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8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表態政治

最近有一位朋友跟我說,他有位摯友有一天問他:「你今日做咗未?」

他不明所以地回覆他的朋友,「什麼叫做,做咗未?」

原來,「做」借代着乃是──他就政府最新防疫措施的公布詳情,表了態沒有。問的原因,是因為在Facebook時態上找不到我朋友的帖文,看不到他的轉載。於是朋友便匆匆上了某位權威媒體的專頁,找到了對政府抨擊甚囂的「talking points」,連忙把帖子轉載出去。一瞬之間,只見該專頁留言民怨沸騰,大部分留言的網民按着帖子上的資料,將政府罵到一文不值。

這些年頭,誰不表態,或表態得不是完全的政治正確,誰便下台。西方冒起一股「取消文化」風(cancel culture),要求藝人及政要等名人就曾經說過的每一句話負責任。有部分國家重新冒起文革式的公眾批鬥思潮,將沒有表態、太遲表態者,標榜為對國家欠缺忠誠度,不夠「硬」,所以得要問責。「黑豹」死後,跟他一同拍攝《復仇者》的「緋紅女巫」疑似因為未有即時在網上悼念好友,故被一眾「黑豹粉」謾罵至必須停用社交媒體。在美國最高法官RBG死後,網上輿論對部分「溫和派」(亦即是搖擺州份)的共和黨及民主黨參議員之短暫沉默窮追猛打,視他們為犬儒。

一、表態政治的崛起

"Welcome to the new age, welcome to the new age." – Radioactive, Imagine Dragons.

當年,史列辛格(Arthur Schlesinger)、福山(Francis Fukuyama)等人曾提出過,現代自由主義正在面臨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蠶食:身份政治乃是建基於身份特徵等基礎上的排他性區分,令人民以自身身份作為參政及議政的構建基礎(organising principle),並往往導致身份族群之間的衝突。

筆者則認為,二十一世紀的世界卻正在邁向一種表態政治(expression politics)。

這種政治模式的核心價值是「表態」──慶祝或標榜為偶像的人,則是最為大剌剌地將自身立場及意見公諸於世者。代表工種有所謂的KOL、公共知識分子、社交名媛、愛上電視及開全民YouTube Live的政治家。

表態政治充斥着世界各地的政治體制。戴卓爾夫人死後,一群自認為是「自由派」的英國國民(年輕人)執意要在網上下載、線下表演《Ding-Dong! The Witch Is Dead!》,以表達對這位死去的國家領導人的仇恨。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以印度教的傳統象徵及宗教論述,襯托着自己對印度傳統當權者的批評,鼓吹支持者去在網上「表態」,批評對家疑似對印度教趕盡殺絕,有違國家的核心價值。

再看香港──過去一年來,那一間商舖或商家沒有就某政治事件表態,便是「藍」!便是「黃」!便是「紅」!

當然,表態乃正常政治體制裏天然的一部分。正如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有建設性、有論證性的政治論述及討論,是任何成熟的政治個體裏面必不可少的元素。表態,能讓民眾對政治感受到歸屬感,參與在制定或影響施政當中,也能讓他們改善自己的政治知識、完善政治敏銳度,本質上沒有錯。

可是不少公民社會如今對表態的追求,有如賀佛爾(Eric Hoffer)當年所說,已演變成一種不求甚解的「狂熱」。昔日西方國家取笑的文革、反右運動,如今卻在西方不少國家上演。更為諷刺的是,自認為是思想先進、政治成熟的港人,也同樣地參與在這個無盡遊戲當中。

任何政治模式,都會有「講」和「做」的相輔相成。可是表態政治,卻反映着「講」多於「做」的一種失衡。此政治模式着重的並非實體行動,也不會尋求改變他人的思維。前者並不成立,這是因為在這個框架下,撰述自己的意見及表達自身立場,永遠比「行動」來得更為「實際」──只有煽情煽動的表態才能最有效、最快速地讓他人看到自己的定位、自己歸在哪邊、從而促進自己成功表述態度立場。後者並不成立,因為表態的目的永遠不是游說他人。

試問有多少「黃絲」會因為看了某建制派KOL的訊息,而對港府或建制,甚至中央,回心轉意?又試問,有多少立場親近美國民主派的專欄作家,能夠成功地說服特朗普支持者來改投拜登?不是沒有,而是比一些對政治辯論抱有遐想者心中所想,遠遠來得為少。

此時某君可能會說,可是表態也是行動的一種啊?表態能夠提高關注度、提升論述水平、為行動派搭建「大台」,鼓勵他們再接再厲!刻意將表態與行動組建成一個所謂的對立,其實是一個偽二元分化!

可這個「辯護」──無論是刻意還是無意──皆是忽略了,常態政治中的表態,與表態政治中的表態之區別。前者的表態,是以結果及實際效益為主軸,重視的是真正的「成功爭取」──比方說,黑人平權先驅帕克斯(Rosa Parks)在公車上拒絕讓座給白人乘客,有效地激起民怨,對巴士公司及民主政府施壓,間接促進中產及游離票與種族歧視主義「割席」,為日後平權運動做出鋪墊。她的表態之重要性,並不在於其「表態」,而是其及後的成果。反之,為了自我感覺良好地針對某些國家、政權、以至普通老百姓,提出一些不切實際的訴求──可能會讓你贏得圍爐取暖的掌聲,卻有違從政者的基本道德守則。

二、剖析表態政治的崛起

為何現代人民或選擇以表態行先,與實際政績或成果愈走愈遠?

傳統政治學上(詳可見桑斯坦1999年的The Law of Group Polarization一文)有一種說法,大抵是指,在任何有潛質成為「圍爐」的群組裏,人民──一來為了保持及提高自己在社群裏面的內在定位及認可,二來因為「圍爐」本身會對異見及反對聲音自然篩選──言論只會漸趨激進。

俗語有句「上位要趁早」,上位需要表示自身對某些立場或意見的忠誠,但以行動來論證忠誠,一來費時,而二來也未必成功。與其用手做,倒不如靠把口,說到天昏地暗,天花龍鳳,自能順利「大聲發大財」。

透過投誠換取好處,這是香港所有陣營的政客皆會做的事,並不局限於部分的建制派──部分激進黃絲KOL為了取悅民眾,賺取課金,寧願埋沒良心地將特朗普捧到上天,也不會說真話。營造「末日感」,既能夠吸引眼球,又能夠賺取光環,何樂而不為?

然而這種說法並不能解釋到,為什麼表態政治在過去二十年急速冒起──以上的理論,其實並沒有時代局限性。筆者初步認為有三種可能性,在此與讀者分享一下:

第一便是所謂的邊緣利潤(邊緣收入─邊緣成本)(Marginal Profit)理論。筆者並非經濟學家,不過大學時曾學過,邊緣利潤指的乃是,在每一個額外產品的產出下,能夠為出產者所帶來的額外利潤。且當政治是一門生意,政治家要最大化的,乃是由名、利、權、位等所構成的利潤功能。在政治家面前有兩種可以走的路。一條路強調的是真實成果,但往往因為效果不是那麼明顯,而被拋棄在閃光燈之外。另一條路講究的則是虛體成果,也就是最為爆炸性及吸引眼球的公眾動作。隨着現代政治日益複雜化,各方持份者及既得利益對變革的阻力也日漸加深,要在這個枷鎖下「做番啲嘢」,一來風險很高、二來需時甚長、三來並不夠外在吸引力。反之,在網上寫幾篇文、貼一些偏激及煽動性的言論,更能彰顯出自己的「道德卓越感」,從而賺取名和利。至於權和位,既然有不少從政者為的都是通過這些渠道獲取名和利,又何必那麼執着?卻正是這種思維模式,荼毒而且耽誤了真正想參與管治的人,讓他們在鬧市中未能突圍而出。

第二,便是社交媒體的冒起。要在社交媒體上賺錢,怎麼辦?自然是要吸引like、博留言、以說假話換取賺真銀的好機會。社交媒體上要引領讀者去「Comment、Like、Share」的話,要怎麼做?自然是要找到自己的受眾,不斷加強自己受眾對自己的熱愛及「真摯投入」,成為自己的True Believers;同時要有一個假想敵,將那個敵人批評到體無完膚,才能培養出一群排他性及團結性甚高的粉絲。為什麼最為火熱的KOL標題永遠都是將對手「去人化」?為什麼藍營KOL永遠都是標榜自己在打曱甴,黃營永遠都是在「為自由民主奮鬥」?因為只有這種煽情的手法及語調,才能讓自己支持者死心塌地的為你賣命買post,從而賺取一桶又一桶的金!

社交媒體鼓吹表態政治,因為action永遠speaks less loudly than words!一個認真做實事的政客,不會將自己埋頭苦幹、私下周旋談判的成果公諸於世。所以當某些人士認為民主黨當年進去中聯辦跟官員交流(筆者至今認為他們沒有做錯),沒有對外公開商討過程是一種原罪,我則會反問一句:你覺得公開的討論(例如:2014年佔中的「公開談判」)會有好結果嗎?當雙方都需要滿足自身陣營正在收看的支持者之時,又如何能夠放下成見,尋覓共識?

第三,民粹主義毋庸置疑正在世界各地快速崛起。原因有很多──全球化對本土身份及經濟所帶來的衝擊、菁英主義的傲慢與脫節、國際資本集中於部分(包括香港在內)的高資本地區發展……這些容後再聊。民粹主義的本質要求的是表態,彰顯的是「訴求」的聲音。何謂好的民粹家?便是能夠讓民眾產生共鳴、感覺到他們站在民眾那一邊的政客。相反,政治工作及游說,能不能民粹?當你要平衡及游說商界、社福界、政界、教育界等人士時,民粹式的談判或周旋手法,是會帶來成功,還是「五大皆空」的失敗?答案呼之欲出。

民粹主義凌駕於務實主義之時,也正是表態政治成功排擠實體政治的一刻。

三、為何要懼怕表態政治?

誰應該害怕表態政治?

是人民。是民不聊生、貧富懸殊下的犧牲品。也是命運及生命被政棍綁架的人民。

是被煽動上街、失去一生大好前途的年輕人。也是失去下一代,蒙受白頭人送黑頭人之苦的老人家。

是知識和理性、是實事和事實。是社會。

表態政治下,政客喜歡空談,不喜愛做實事。應當研究及論述工作的學者,變成了嘩眾取寵的大眾小丑。應當地區工作者,變成了橡皮圖章及為反而反的嘍囉。應該在議會裏為民請命者,連自己為什麼要留下來工作也說不出。應該管治者,則在電台電視上對罵。應該議事論事者,則變成人云亦云的鸚鵡。虛浮是新常態,做實事反而被人罵,被指控為犬儒、不夠「忠誠」、不夠「勇敢」。

表態政治下,沒有妥協的空間。密室談判變成了城市論壇、私密對話變成了潑婦罵街(註:也不知道為什麼是潑婦,我反而看得更加多是「毒男罵街」)、現實主義者被描繪為機會主義者、本來還有點兒良心者,要竊竊私語地談論自己真正想法。政客及領袖被民眾牽着鼻子走,但民眾卻同時甘心情願地為這些獨具慧眼的領袖賣命,這是什麼樣的常態?

最後,表態政治,令政治立場討論失去協調及促進互相了解的功能。為表態而表態,令社會政見更加二元分化、將任何讓步的空間扼殺、誤導領導的同時也加深了民間對一些根本概念的誤解。表態,堵塞了溝通渠道、破壞了需要時間構建的緩解氛圍,更令不少政治個體走上不歸路。從特朗普之崛起,到歐盟的脫歐思潮冒起,再到東南亞老牌民主的鬧劇。當表態成為新常態,一切舊有的規矩,只能被浮誇的言論遮蓋,直至永遠。

所以所謂的「管治階層」要摒棄及對抗的,不是民眾,也不是民粹主義。

而是表態政治。

黃裕舜  牛津大學政治哲學博士生、時代雜誌撰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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