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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22日

許劍昭

香港+倫敦 或停滯 上海+法蘭克福 須突破

《德國之聲》近月報道,有外國投資者增購人民幣債券的驚喜現象出現,但同時也滙報德國內部就如何調整其對華政策以符合本國利益和歐盟要求進行激辯。

中國債券市場規模剛超越日本成為全球第二。據國際資本市場協會8月數據,美國債券總額為33.3萬億美元(主權類22.4萬億、企業10.9萬億),中國總額為27.2萬億美元(主權類19.8萬億、企業7.4萬億)。

與美國相比,新興的中國市場當然不那麼活躍。但隨着「債券通」於去年12月順利優化,上半年外國投資者持有人民幣債券同比增長2.3倍。截至2020年6月,已有近60個外國約900家機構,進入中國銀行同業間債券市場,持貨總額2.4萬億美元,而持有的政府債券佔主權類的9%。

債券市場是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一環,其他環節包括股市、產品交易等;而英、德、法、盧森堡各憑不同的強項,競逐人民幣離岸交易業務。長遠來看,強化上海與法蘭克福的合作,較有穩定人民幣在國際流通的勝算。

原因除了雙方已建立了關鍵的基礎設施(如總部設在法蘭克福的中歐國際交易所)、繁盛的進出口貿易、成熟的交流網絡等,還有至少三個政治考慮。

互惠互利弱化

首先是香港在大國「變或不變」政治角力中受壓的困境。當蓬佩奧在7月發表最新的美國對華政策演講時,引用了前總統尼克遜一篇1967年的文章,指出美國與中國接觸的目標,一向是「促使變化」(To Induce Change)。德國前總理施羅德(在位1988-2005),也為對華政策設定了類似的基調︰「通過貿易誘使變化」(德文 Wandel durch Handel)。

西方政府領導人及一些政治組織、基金所希望的改變,當然是中國朝向建立西式自由社會、民主選舉、開放經濟等等的轉變。由於對中國內地出現民主運動不抱樂觀,西方殷切寄望實行「一國兩制」的香港於回歸後,可發揮積極作用,推動大陸政治民主化。

他們樂見六四紀念、法輪功等活動,在香港不受干擾、合法自由地進行;也欣聞批評北京、倡議民主的公共知識分子、從政者,可不受約束地高談闊論。

基於對香港的盼望,美英政府長期以來,一方面投入大量政經資源,培育其在港代理人;另一方面接受或容忍,特區為中央政府貢獻了無價的靈活彈性,這樣一個對北京極為有利的現實。他們不僅容許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組織,更在2012年批准港交所,收購具有經濟戰略價值的倫敦金屬交易所。

自1980年代以來,儘管通過「鄧麗君」程度的廣泛滲透、「自由行」方式的頻繁交流,香港着重個人自由(任意)的觀念,仍然無法在內地衍生具實質意義的政治變化(西方也期望台海兩岸交流促成變化,惟民進黨的胡作非為卻幫倒忙)。相反,於過度受西方組織、本地學者催趕下,香港的中青年感染了自由主義的反智、任意歪風,加上受台獨的影響,轉向尋求港獨、倡議「攬炒」。

藉自由的香港促使中國變化的希望,在《 國安法》實施後正式幻滅。美英政府必然致力裁減香港過去獲得的特殊待遇、壓縮特區金融經濟的靈活彈性、拖慢中國增長步伐。

據倫敦及人行第7期季度聯報,英國在2月人民幣外滙交易中位居首位,佔總額37%,但較去年11月降6%。原因除疫情外,還有中英關係緊張,先現港交所收購倫交所無功而還,後有北京因倫敦的敵意被迫暫停「滬倫通」。

由於香港倫敦之間的互惠互利關係,極可能被逐步弱化,即使不退步,擴展不可避免會呆滯;中央政府必須有兩手準備。

意識形態圍牆

第二項政治考慮是德國的語言及地理優勢。德語在歷史上曾經是中、東、北歐的通用語言,現時是略次於英語的泛歐語言。德國影音娛樂節目在歐洲的廣播流行,維持着德語的普及度,歐盟15國中有32%的公民可用德語交談。

此外,在東歐的匈牙利、巴爾幹地區,德語是僅次於俄語的第二外語。相對局限於英語的香港,中國絕對有能力培養足夠的德語人才。

德國地處「一帶一路」的西北端,對歐亞(Eurasia)大陸板塊的文明發展,既有融合總結作用,亦具積極反饋功能。德國的高度自律自省文化傳統,較過度強調自由(任意)的英法,更平易與亞洲習俗、價值兼容共存,是跨歐亞平台必不可少的關鍵成員。

中歐合作存在意識形態差異,在德國較有機會克服此障,是第三項政治考慮。

自由民主之說是德國主流但非獨大的思想。儘管有些人對香港未能改變內地也感到失望,但不悅程度遠低於美英。更重要的是,德國有不少質疑自由主義的重量級理論家,例如韋伯及施密特(Carl Schmitt),故柏林是較能講道理的政府。

自2013年10月出現《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動漫視頻開始,北京嘗試發展一套理論,解釋中國獨特的政治人才培訓、權力傳承制度。用超過14種語言、共三卷出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The Governance of China 2014-2020),是迄今最有系統的說明。以2019年11月黨會議一份綱領性文件為基礎,北京進一步啟動了「中國之治」的討論。

理據準備好了,但推廣很難。倘若有更多研究人員,專注於以德語將中國的理論與德國的思想、柏拉圖哲學融會貫通,用他們慣用的語句及邏輯進行交流,「中國之治」的論點更具說服力,德國大眾也較易理解。

能突破意識形態圍牆,兩城合作方可踏上坦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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