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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9月3日

鄭赤琰

專業化香港vs政治化香港

就政治的角度來看,香港是一個極之敏感的地方,這點打從英國佔領香港作為殖民地後,觀察英倫政治家的表現,可看到他們的感受應該是很深切的,哪怕是在鴉片戰爭取得了軍事優勢,政治上還是戰戰兢兢,不敢在香港的政治問題上去刺激中國政府,否則後患無窮。

在英國佔領香港的一個半世紀,一直如此,從一開始,偷襲香港成功佔領後,一直不敢聲張,怕的是自己仍未站穩腳跟,被中國反擊,保不住這個軍事據點,直到《南京條約》談判開始後,才敢正式提出割讓香港的要求。

正式取得香港後,許多大大小小的事,都因為怕引起政治敏感,小的如港人剪辮子返回大陸怕冒犯了清廷官員,還特地三令五申,沒必要不要回內陸去,即使一定要去,最好能戴上帽子,衣服也盡量不要穿西裝,總之不要把自己裝束成「洋鬼子」,否則自找麻煩。港府也救不了,還因此引起兩地政治的不愉快事件。

港人身份糾結

港人身份問題更是一個半世紀以來的糾結,不管大陸的政府改朝換莊,清廷換上了民國政府,最後又由共和國政府當政,但對港人卻始終不接受港英發出來的「英屬土公民」身份,例如港人要回內地,必須向中國政府申請「同胞證明書」(最後改成回鄉證),否則不能返內地,因為內地政府不認可「英屬土公民」,用這文件申請返回內地,辦不通,即便如此,港英政府也不提出交涉。

一旦採用「同胞證明書」,在內地碰上麻煩被扣留,港英政府也無從保護,因為持國內發出的身份證明文件便被當成中國公民論處,英國公民在此關節上變成無效,英倫一直忍着,視此為嚴重的政治敏感問題,一旦揭穿了,便會挑出港九割讓條約合不合法的問題。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中國內地陷入內戰,大批內地客來港避難,1949年國民政府敗退到台灣,曾要求聯合國採用「難民」的身份安排抵港人士赴台定居或安排去美國。

然而,港英政府深知這樣做會觸犯北京政府,為了要洗脫大陸來客的「難民」(Refugee)身份,不要被台美當局將大陸來客政治化,英倫採用專業的做法,在聯合國動議成立一個調查委員會來確定來客的確切身份,並提名一位挪威資深政治家主持調查委員會。

這名政治家叫Hambro【註】,調查報告出來後,確定躲港來客不符合國際難民的身份,因為一個人要符合國際難民身份必須符合兩個條件:一是離開其國土,二是必須是受到或怕受到種族宗教和意識形態三大政治迫害(Persecution)。

行政立法改革

由於香港新界是租借條約,法律上主權仍屬中國,因此來客法律不符合離開國土的條件,委員會因此作出判決,聯合國不能把留港來客當難民來處理,有了這判決後,港英政府採取更專業的處理辦法是推行工業發展,就地用經濟辦法來解決來客的就業問題,五十年代中觀塘工業區大事推行,便是港英專業處理大陸來客的就業問題。

二戰後,東亞面對到殖民地紛紛要求獨立建國,香港行政局與立法局也有人提出香港獨立建國的討論,但這討論很快便成極敏感的政治問題而擱置不再討論,取而代之的是做出較具專業的政府行政與立法改革,行政局引進比例較高的非官守議員,相對地減少了官守議員,前者從社會上物色比較有民意認受性的專業人士出任,藉此希望提高政府管制的社會認受性,立法局議員也是相應的做出較專業性改革,即增加委任重要行業的代表性人物入局,以提高立法管制效能。朝這專業改革的同時,栽培本地化人才逐步取代來自英國的殖民地官員也告啟動,香港中文大學在六十年代初宣告成立,便是為栽培更多本化的教育目標。

通過這類行政與立法的改革是希望紓緩戰後反殖民地的政治壓力,英倫方面也深知中國政府不承認香港與九龍割讓條約,再加上新界是租借來的,更沒獨立建國的條件,沒有新界只剩香港九龍兩塊小地方更不成獨立建國的氣候,要為此而觸發中國國恥的巨大政治敏感,划不來,也沒此能力。這個感受終於在戴卓爾夫人與鄧小平見面談主權回歸中國問題時完全抖出來,戴兩話沒說便同意以外交談判的方式把主權交回中國。

專業化大城市

這種不想在政治上刺激中國的感受長期在英倫心目中存在,也成為英倫對香港殖民地的主流見解,即使最後決定把香港交回給中國,主張把香港打造成一個專業化的國際大城市仍舊成為主流,他們的代表人物是麥理浩、尤德、衛奕信等3位,3人在出任港督期間,都用專業化的政策進行改革,香港麥理浩最大的建樹是打造新建衞星城市,沙田、大埔、上水、元朗、屯門等都相繼城市化,一改過去集中發展港九的格局。

有了這眾多的衞星城市,香港大都會的專業底氣也告大大充實,接着麥理浩之後,當上港督的尤德與衛奕信也就更有條件推動大型建設,十大建設包括赤鱲角機場與青馬大橋,還有大力打造香港金融中心,大力發展高等教育,先後出現城市大學、科技大學等多至十間大專院校,都是由學者出身的衛奕信出任港督期間所下的決定,工業改革也出現了,如大埔工業區等。

所有這些發展都志在朝向打造一個專業化的香港,也正是因為熟悉中國國情的英國專業外交家與學者來港主持大局,給了鄧小平、廖承志、葉選平等有信心保留港制50年不變,港人治港的「一國兩制」。

可是尤德任期太短便死於任內,衛奕信繼位還算完成了不少改革工作,接着衛奕信之後英倫政局有變,戴卓爾夫人之後出現了彭定康這樣的非外交專業的政治人物被任命為港督,彭上任後一改其前任政策,做了大量政治化工作,鼓勵政黨參政,力推立法會民選議員,他的做法首先引起英倫專業外交界反對,他們紛紛發言(包括衛奕信)認為如此政治化的政改會引起中國不滿。

事實上,中方代表確也在中英談判桌上提出反對彭定康所做的政改工作,還表示沒取得中國認同的政改不能過渡到九七後,即使民選的立法局也不能坐「直通車」過渡到九七後的立法會,但彭不為所動,照推政改,被中方指為政改「偷步」。

雙方關係被彭定康過猛的政治動作打亂了,因而出現九七後「政改」重新起步,一切依照《基本法》的步驟「循序漸進」去改革,但在彭任內出現的本地政治熱潮未有冷卻下來,2003年、2014年,以及2019年先後出現的群眾運動熱潮,可說是彭定康打開了的「潘朵拉盒子」。

經過了長達大半年的「黑衣暴動」、「光復香港,時代革命」,眼見香港政治已告失控,外國干預不斷加碼,由中央制定的《港區國安法》也出爐,美國連串立法制裁香港與懲罰有關官員的政治手段亦甚囂塵上,更不樂觀的是制裁香港貿易、工業、製造業等,把香港重大政治化的行動也告出現。

避開政治危害

香港唯一有效自救的辦法是加強「專業化」工作,除了政府要想盡辦法去發展「專業化」香港的建設項目外,同時香港的專業界也要主動想盡辦法加強自己的專業機構,作為一個世界性的國際大都會,香港各行各業所擁有的專業優勢條件不可能被孤立,就以金融證券為例,作為「紐倫港」三大金融中心,紐約與倫敦的金融同業為自己利害關係,不會眼光光看着他們自己的政客摧毀香港金融中心。

同樣銀行界專業為他們的利害關係,也不會不想辦法應用他們的專業,避開政治危害。餘此類推,各行各業各有專業有利條件可以回避這波非常態的政治化香港運動,任何政治化運動都不是常態的行為,只有專業活化活動才是常態的行為,因為政治不能當飯吃,只有專業才是財富的基礎,才是常態的社會。

香港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

註:Edvard Isak Hambro: The Problem of Chinese Refugees in Hong Ko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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