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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31日

黃裕舜 政思故我在

無人定我去或留

"To be,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Whether 'tis nobler in the mind to suffer

The slings and arrows of outrageous fortune,

Or to take arms against a sea of troubles,

And by opposing end them: to die, to sleep……"

小時候很喜歡莎士比亞《哈姆雷特》,只因覺得當中的句白巧妙地模糊,讓讀書寫分析文時能夠滔滔不絕地列舉出其多重意義,從而帶出莎翁文筆的時代性及其勾畫人物心理的細膩及維肖維妙。長大以後重看這個王子復仇記,只覺得王子自問是否應自行了斷的一段獨白──亦即是最為後世廣傳的莎翁名句之一──正能點出我們在面對人生不少糾結及矛盾之時的強烈情懷。有人說,王子乃是猶豫不決,舉棋不定,卻似乎低估了他內心中的悲憤交加,以及根深柢固的去留二難。去或留、做或不做、往前走還是往後退,這些問題乃是人、也是從政者必須面對的難題。

一、區議會之去留

早幾天在網上看見有一位民選代議士,因為專頁讚好數量比他心目中的某位假想敵議員來的為少,所以公然宣布一場「豪賭」,以自己一周後的讚好數量作為標準,決定自己是否留任議員。有人說,這是一個卑劣非常、嘩眾取寵的公關手段。也有人說,他的立場正確、手段雖然錯誤,可是「不割席、不分裂」。更有人表示,若果所謂的「抗爭」派連給某君一個like也做不了,憑什麼談「抗爭」。

我不知道一個專頁多一個like,對所謂的「抗爭」有什麼額外效用。可是肯定的是,批評此君的人也許看見了一棵樹,便將其當成一片森林。喧嘩、爭寵、鬥出位有違政治道德,可是純粹批評此人而忽略深層次問題者,其實又何妨不是在助長問題歪風?

如今香港政治的危機很簡單:對於「民主運動」又好、對「建制派」又好,皆出現一種「『民意』大於一切」的奇怪現象。之所以為「民意」加上引號,乃是因為此民意並非普羅市民的民意、亦非最為亟待協助之基層之民意,而是圍爐取暖下,以鮮明意識形態及相互仇恨的身份政治作為基礎的回音牆所產出的一股民意。區議員需要「民意」來印證自己的正當性,正如一些網絡KOL為了取悅讀者、煽動讀者去某平台訂閱他們的限定內容、討好讀者而投其所好,從而將是非顛倒、煽風點火,務求自己能成為「民意代表」。久而久之,不夠like、不夠網上支持者,便自然被時代所淘汰。

管治的正當性來源自什麼?有的說,達致民眾安居樂業、有能者能力爭上游、公義公正,這便是正當性基礎。也有人說,管治者讓民眾喜愛他們、認同他們的所作所為,管治者自然正當。前者講究管治的「客觀性因素」,後者強調管治的「主觀性因素」。現實是,兩者在理想的正當政權,是缺一不可:人民認同政府施政、政府施政達致關鍵的指標。更重要的是,何謂施政指標「KPI」,必然要與人民主觀喜好有一定掛鈎。在一個並不重視私有產權的社群裏推行私有產權之上的政策,就好比一個媽媽,明知兒子對富裕生活毫不在乎,仍然逼他去上「能夠賺大錢」的學校,禁止他追隨自行釐定的人生目標。就算他將來賺到錢,那又如何?錢可以為一些人帶來幸福、也可以成為一些人的噩夢災難。

何謂對自己「好」、什麼最能符合自己「關鍵喜愛」,這些問題的答案自然因人而異。政客往往需要做的,便是確保民眾能夠在合情合理的情況下,追求自己的「關鍵喜愛」── 且將符合此條件的政策及措施,稱作符合民眾的整體「核心利益」。一名正當的政客、一名有責任的從政者,應該是按着民眾自行理性挑選出來的關鍵喜愛所衍生出的核心利益,將這些利益最大化。

民意重要,但民意並非一切。民意可被誤導、亦可因種種環境因素被扭曲並作假。有違公民核心利益的民意,不可取、更不應取。有違事實真相的假民意,不可要、更不應吹捧。管治的正當性基礎乃是「民旨」(people's mandate),而非民意(popular will)。民意能夠監察從政者,鞭策他們去找尋並遵守「民旨」。但鼓吹民意至上並盲從民意,此其實與管治本質牴觸,更是本末倒置。區議員,作為最貼近市民的管治「前線」,有責任及必要急市民所急,而非為了爭取政治籌碼或一時意氣,而埋沒了初衷。

二、立法會之去留

再說泛民的去或留。有的說,去!因為政治上群情洶湧,更因為如今激進泛民眼中將立法會描寫為缺乏程序公義的「橡皮圖章」,驅使他們在自我創造的道德語言及激進支持者眼中,不得不「quit咗佢」。也有人說,留!因為寸土必爭,更因為這是議員現實裏唯一能夠擔當的一種作用。更有人說,與其讓自己決定,倒不如將個「波」拋給市民,讓似乎又不肯定具代表性的選民成為主宰議員生死的主人翁。最後者道理上似乎頗為講得通,可惜參與投票決定是否去留的選民,肯定正如初選一樣,並未能全面代表泛民受眾或支持者。

可是泛民正正是處於一個啞巴吃黃連,有苦自己知的兩難當中。現在說「民意不是一切」,會被標榜為背棄選民、偏離民意,受最為激烈的網上言論所針鋒相對、以至將來被「瘋狂報復」。相反,現在按着民意去走,似乎只能黯然離場。所以才出現「有賭未為輸,三局兩勝!五局三勝!…」的尷尬情況。綜觀歷史上不同國家有關重大議題的公投,從斯洛維尼亞對同性戀議題的公投、到英國的脫歐公投,不乏令人詫異或「掉眼鏡」的無理結果。當然,有理無理於道理上不是當權者說了算──但在決定舉行公投的一刻開始,從政者應當了解到,the matter's out of their hands。

退一步來說,筆者認為泛民應當留在議會裏,擔當一個負責任而具素質的「制衡派」角色。建制派的不堪、政府的局部無理措施、社會上充斥的不公不義,這些問題亟需要一個體貼民情、能夠代表香港一大部分市民利益的代議士,為其發聲。

抗爭口號很動聽、消極主義很聰明,但議員的本質及本意便是議事論事。提出具建設性的議案及修訂、利用權力及特權法質詢及監督失職──當然泛民沒可能樣樣事都會順其所好,也肯定會遇到阻力,甚至阻擾;但應對方法不應是「解散」、更不應是自行退場,而是據理力爭。這未必是主流網民的意見,但幾近肯定是泛民支持者、也是老一輩泛民老前輩骨子裏堅持的原則。

「Out 啦!又傾又砌,Out啦!Quit咗佢啦!」

因為也許有些人覺得,寸土必爭、以道理及論據說服人、推動能夠幫助港人普羅大眾政策的思維很離地。就當我是過時,就當我是離地。

那糾結於議會的所謂「正當性」、鼓吹着對虛無縹緲的國際支持的依賴、以一場短期豪賭決定香港中短期管治走勢,這些行為又離不離地?在一個既定的政治框架裏,老是要去觸碰某些明知不可為的底線,罔顧了過去的教訓,又是否過時?

公道點講句。香港從政環境很困難。在既定的框架與支持者之間選擇並不容易。我明白。正因為我明白,所以我並不會因為個別議員的選擇而去辱罵他們、去問候他們的家人。這種行為是一種鬧劇,更帶出了如今在香港從政的悲歌──從政者現在被最為出位大聲的局部「民意」牽着鼻子走,令他們無所適從。正因為議員看見某些因着自我原則而背離民意的前人被民眾罵得一文不值,所以才會杯弓蛇影,寧願知行不一、也不願憑良心辦事。比干挖心,是沒有好下場的。

就拿全民檢測來講吧 ── 批評政府缺乏透明度,以科學理據反對全民檢測的,我可以明白,甚至會尊重。和而不同,很重要。可是拿着不完整甚至不存在的證據,對市民鼓吹中央以檢測計劃「收集DNA」此等陰謀論言論,非但有違議政者的基本倫理,更令中港關係進一步惡化。這與部分建制派人士為了上位而妖魔化年輕人,要將年輕人「趕盡殺絕」,又有何異?如果我們都是同根生,就不應拿着我們的健康及性命來開玩笑、抽水。議員不同於網紅,後者可以為抽水而抽水,前者必須勿論黃藍,對全港市民負責任。

三、港人去或留

港人去或留?這是一個個人為上的問題,也是一個沒有人比當事人更能清楚的問題。中港融合下,無疑香港的生活方式及模式也會有一定的轉變。轉變下,有人可以選擇消極否定、有人會順流而下,也有人會以一個積極向上的態度進行變革。香港就好比一把身經百戰、血漬斑斑的大刀,正是其不完美、多元化、瑕疵,才成就其輝煌成就。要將所有的雜質「去蕪存菁」,只會令其獨特性及優勢消退。但反過來說,故步自封,生活在不存在的過去幻想當中的人,並不會令香港進步。

留,是一種選擇。留下來的話,便要找尋自己在這宏大社會的定位,在自己的崗位上繼續發光發亮。這也不容易。時代變得比人更快,令人在追趕未來的步伐中失去了現在。留下來,便要思考這社會的種種不公、反省其深層次問題、痛其市民所痛而及其人所急。留下來也是一種緣份,證明你與香港的關係未盡。驅使我們繼續努力、繼續為香港奮鬥。

去,亦是一種選擇,並不容易。到人生路不熟的國土上重新開始,需要的是一種堅毅。我在牛津讀了五年書,可以說,是一種福份,讓我能夠看到並了解一個與中國不同的政治架構之運作,拓展了我的世界觀、增長了我的知識。有些人說,如果你愛上自由的西方,就不能愛上「非自由」的東方。這種二元分化很吸引,因為其能將世界轉化為簡單易明的敵我對壘,正中民粹主義者下懷。但世上沒有一個國家能夠在自我封閉的情況下進步改善。

因為鍾愛自己國家而忽略別國的好,是一種傲慢,也是一種不幸。

因為對自己國家的不滿,而對別國的低劣行為視而不見,是一種無知,也是一種無能。

香港是一片福地。最後以Beyond的一首《不再猶豫》作結,共勉之:

「誰人沒試過猶豫 達到理想不太易

即是有信心 鬥志卻抑止

誰人定我去或留 定我心中的宇宙

只想靠兩手 向理想揮手

問句天幾高 心中志比天更高

自信打不死的心態活到老

Woo-ho-ho我有我心底故事

親手寫上 每段得失 樂與悲與夢兒

Woo-ho-ho縱有創傷不退避

夢想有日達成 找到心底夢想的世界

終可見」

黃裕舜牛津政治評論創刊總編輯、《時代雜誌》撰稿者、 民智行動設計智庫創會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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